你的焦虑从哪里来?

以勤俭为美德的中国人对于未来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感,大部分人拼命储蓄,不敢花钱。正因如此,我们都在焦虑,甚至无暇思考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朋友小凌子生于1980年,几年前她开始创业,为了公司的生存,她成天忙得不可开交。 

生于1983年的图书编辑小陈一直想做好书,却总是担心选题无法通过。

前同事小王生于80年代中期,他刚生了一个儿子,儿女双全的他因为户籍不在北京,为孩子上学而揪心不已。

生于1989年的同事小叶即将结婚,在北京买房可能性不大,在外地买房和结婚的资金也让他和父母压力山大。

卖给我君王A15大音箱的淘宝卖家,生于1973年的牛牛电器老板黄卫平向我大倒苦水,感叹做实业的艰难。

前同事小肖生于1978年,本来准备换房,不料工作出现变故,预付的10万元押金也血本无归,如今奔波于杭州的创业公司和北京的家庭之间。

市场卖鱼的大嫂,每天精心计算着摊位费、税、水费、电费、人员的工资和当天的营业额。

……

无论是80后还是70后甚至60后,绝大多数人都在焦虑。甚至连刚刚踏入职场的90后,也已经开始了“预焦虑”。

这些焦虑,与“中产焦虑”无关。按照2016年益普索金融服务团队的调查,1000个中国内地的受访者,自认为是中产的平均家庭月收入达到了45202元(6858美元)。该调查显示,“这些月入4.5万元的中产家庭生活究竟如何?数据显示,他们普遍比较自信,85%的人很满足当前的生活。同时,他们对未来生活预期最为乐观,普遍认为未来一年的生活将优于当下。”如果以此为标准,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都无法达到以月入4.5万元。因此,所谓的“中产焦虑”,在中国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大家的焦虑从哪里来?仔细分析之后,答案是明显的:小凌子的创业公司,黄卫平的音响生意,既取决于行业总体状况与个人的努力,同时也取决于税收。目前中国的税收,已经被财税专家李炜光命名为“死亡税率”,除此之外还有隐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小叶和小肖的焦虑,实际是因为房产价格过高所致,这与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以及税收制度有着直接关联。小王的焦虑,则是因为北京的户籍藩篱所致。

现代国家的出现,时间并不很长。按照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它首先要克服专制,实现经济上的腾飞。这一过程,在英国也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法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更是反复多次,才最终确立了共和制度。而英、美、德、法等国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先实现法治,然后逐步确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

在中国,国家垄断和干预经济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法家管仲就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策略。《管子•国蓄》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所谓“利出一孔”,即国民只有一个获利的孔径。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控制所有人的基本生计,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民众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事事依赖于君主的恩赐。

管仲的策略,经过商鞅的实际运用,在秦国大获成功,其《商君书》至今仍是研究法家的基本典籍。“百代皆行秦政制”,正是由于现代化的冲击,中国的王权专制制度受到有力挑战。最后,因为清政府改革失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帝制走向终结。

然而,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并非易事。大集体时代,政府利用户籍制度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手段,将农民牢牢限制在土地上。为了发展工业,从农民那里予取予求,形成了所谓的剪刀差,导致了农民在建国三十年后仍然处于赤贫。

开始于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经济上,也正是打破利出一孔,还权于民的结果。然而,普惠制的改革虽然持续一时,国企的垄断却使得民营经济的活力近年来逐渐减弱,民营实业领域陷入困局。在思想领域,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追踪且态度友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临终之前一直呼吁中国建立一个自由而开放的思想市场。

就现在的中国而言,深层的焦虑存在于大部分国民身上。养老、医疗、子女上学和住房等,都让当下的国人感到压力山大。中国人以昂贵的代价,供养了一个规模超大的政府,却并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首次财富分配不公的结果之后,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称之为“负福利”。在此状况之下,以勤俭为美德的中国人对于未来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感,大部分人拼命储蓄,不敢花钱。

在我看来,“汲取性制度”之下,民众普遍性的焦虑实属正常。如果想不焦虑,除非成为月入4.5万元的中产家庭,或者步入强势群体。然而,当下的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要想实现阶层的上升已经十分困难。正因如此,我们都在焦虑,甚至无暇思考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而焦虑却如影随形,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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