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骂骂队”该管，但也要管管政府缺位

文丨特约评论员 胡印斌

据《新京报》报道，河南商丘城郊有一个30人的“大妈骂骂队”，平均年龄约50岁，最大的已70岁。她们没有正式工作，依靠电话互通消息，参与各种债务纠纷、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等等，工作方式就是开骂。今年7月5日，这个“大妈队”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有期徒刑。

大妈出马，一个顶仨。据披露，这些本身就是盲人、病人的大妈，受雇前往讨债、平事时，不仅十分敬业、投入，往往也表现出强悍的“战力”，几乎无往而不胜，所向披靡。对方好好说，她们也好好说；若对方话语不善，则直接开骂。当地土话中的“孬种”、“你个鳖孙”等等，都是常规武器，亦有多日缠磨不休的“纠缠术”，更有吐口水、撕扯衣服、揪下体等“必杀技”。

据披露，有欠钱方受到大妈们强烈的辱骂和侮辱后，被惊吓至病，甚至导致工地停工、家庭无法生活、公司无法运营等。有被害人张某因房屋拆迁与开发商发生争执，后开发商找来十几名大妈，持续六天围堵家门辱骂、恐吓，其中一名大妈还在辱骂过程中用手抓住他的生殖器，后来他去医院打针治疗花费1000多元钱，母亲也因受到惊吓后去世。

尽管大妈们对于法院认定的涉黑犯罪并不认同，然而，这种以激烈方式介入其他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做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灼伤，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不应该纵容这样一个游离于道德法律之外的组织肆意作为。

即便一开始这些大妈去找“老赖”要账，不无伸张正义的色彩，但这种以野蛮对野蛮、以无序对无序，最终的结果不可能是公平公正，也不会因此而确立彼此的边界意识、规则意识，而只能是流于力强者胜、蛮霸者赢的丛林社会。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方找大妈去骂，另一方也找大妈来对阵，大家一照面，发现全是“自己人”，也因此，“大妈队”闹到最后，不可避免会陷入互害、害人的结局。

这样的困局，不仅仅是“大妈骂骂队”必须要面对的情形，也是几乎所有黑社会化组织的通病。无约束，则无规矩；无底线，则肆意妄为；无理念，则往往不择手段。如果说，这样的行为也能被容忍、被默许、被接受，那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维系运行的纲纪。

学者王学泰曾分析，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以游走、冒险、居无定所和没有稳定职业，时常以不正当手段牟取财物等为标志。按照这一说法，这些大妈们也符合“游民”的某些特征，可见，“大妈骂骂队”被端掉的结局，从其一开始兴起之时，其实已经注定。

不过，也该看到，这样一个以纠缠人、侮辱人为业的“民间组织”，为什么能够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游走社会？当地政府在解决民间债务纠纷方面又有着怎样的缺失？

首先，“大妈骂骂队”在当地有如此强劲、广泛的社会需求，显然与正规清欠渠道不畅、无力或干脆无所作为有关。诚然，行政力量不宜过多介入民间债务纠纷，此类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民间自行的协商、调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袖手。一方面，政府要制定明确清晰的规则，并通过规范自身行为率先垂范，保证规则的实施有力；另一方面，司法、仲裁、监察等力量也可保障合法权利。

如果政府部门自身就是欠款、欠薪的源头，不仅会传导给社会以负面影响，也会加剧各个环节的利益纠葛。这些年来，农民工欠薪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拖欠工程款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政府力量难以抵达、或者不作为的地方，若想继续维持运转，则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黑化”，这是因为，“黑化”本身也是一种秩序，一种维持运转的构架。甚至可以说，“大妈队”越是能够体现效率，则越是表明，当地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缺位的情形就越是严重。如此行政，绝非只是失察，而是一种失职、失位。

也因此，当地不仅要严厉打击“大妈骂骂队”，更应该着力解决讨债难、乃至公平正义稀缺的问题。不然，很可能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形。

一个社会是法治社会，还是流氓社会，其分野正在于政府能否实施有效治理。作为国家社会的反讽性镜像，“流氓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产生了互补机制”。然而，“毫无疑问，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和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文化学者朱大可的这番论述表明，一定要警惕“大妈骂骂队”走红背后的社会治理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