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岗实习不应成为廉价劳力输出

文丨特约评论员 曹东勃

近日，有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反映，学校强制要求暑期到京东商城(宿迁)信息科技园全国客服中心实习；辅导员通知，如果不实习或将影响毕业。

无独有偶，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多名大二学生也通过微博、QQ等网络渠道发声维权，称被学校强制前往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进行长达3个月的实习并被强迫签署三方协议，“如果不参加这次工厂实习，就拿不到学分，拿不到相应学分就无法顺利拿到毕业证。”

如果我们以“强制实习”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发现近年来上述类似事件的酝酿、发酵和解决过程，遵循着某种规律。它往往发生于三年制的应用型大专院校，在学生临近毕业的第三年，在学校统一组织下，在校企合作的框架下，被安排前往某个大型企业实习实训。

这一系列看上去是校企合谋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流程，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有一个具有法定意义的正式说法：顶岗实习。在2006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曾明确强调，要保证高职院校学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在企业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同样是在2006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中也提出，努力实行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和学校共同教育管理和训练学生的模式。

毫无疑问，企业将从中获得较大利益。在企业面临着民工荒、招工难、劳动力成本逐渐攀升、部分岗位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的冲击下，顶岗实习可以短期内缓解这方面的压力，稳定的校企合作为企业源源不断输送大批高素质“劳动力”。

由于顶岗实习发生在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前夕，因而实习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对学生深入考察，将具有潜力者直接招聘录用，在用人上实现无缝对接，还缩短了后续的入职培训环节。这其实是一种柔性化的人才引进方式。运作得好的话，企业甚至可以借此树立自身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就业的形象，提升美誉度。     

学校方面则借助社会力量和校外资源，实现自身人才培养目标。校企充分合作的话，在顶岗实习过程中不仅锻炼学生，更历练师资队伍，为本校带队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创造产学研结合和理论实践结合的条件。学校通过分享企业和社会资源，扩展学校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

学生按理说应当是最大受益者。通过顶岗实习，增进对未来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解，检验和修正理论教学的内容，化知识为技能。然而恰恰是这桩貌似天衣无缝的美事，却屡屡为人诟病，引来争议不断。

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说，存在思想准备不足和身份冲突导致的预期混乱问题。作为学生和作为企业准员工的两种身份之间会出现冲突。一旦学生对自身和企业的较高期望与被安置的实际岗位和所得实习薪酬之间产生落差，或是被认为安排了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必然出现情绪焦虑和心理障碍。而这种情绪平复和心理疏导工作，实际上处在无人负责的真空地带。

从学校管理层面来看，存在制度安排粗疏、过程管理粗放的问题。有些高职院校只是为了尽快完成作为学生培养法定流程之一环的顶岗实习，甚至不顾及基本的专业对口，乱点鸳鸯谱当起甩手掌柜，将学生批量派出到企业就算完事大吉。这种突击性、外包式的顶岗实习，往往会为后续的各种纷乱埋下隐患。

就企业而言，也存在重视不够、配合不足、管理不人性化的问题。很多企业接纳大学生实习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校请求，不好拒绝；二是降低成本，何乐不为。企业基于成本考量出发，其社会责任的色彩则非常淡漠。而一旦实习学生发生工伤或其他人身意外伤害，也就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这时企业常常会推卸责任、拖延赔偿时间、降低赔偿金额。

一项本应成为三方共赢的顶岗实习，却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成为了学生与学校和企业之间产生纠纷的根源。后者基本是充耳不闻，以致学生将事件直接捅上网络。面对舆情骤起，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大体做法往往又是“一刀切”叫停项目，息事宁人。

尽管顶岗实习制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但这一制度在运行中的诸多摩擦和问题理应得到重视。调适、协同和改善学生、学校、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特别是以人才培养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完善顶岗实习制度，这是探索和改革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