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走了,留下了“文学是人学”的丰碑

站在感觉的角度,钱先生不仅剖析人物,而且对作者曹禺写作时心境的剖析,也让人眼前一亮。

文丨特约评论员 周言

9月28日晚9时许,著名文学理论家钱谷融以近百岁之龄在中秋之前安然去世。

  回顾“文革”以后近四十年的文学研究史,在南方的他与贾植芳以及北方的王瑶所培养的诸多学生,基本占据了大半块新文学研究领域。这四十年的文学研究,基本上不出钱、贾、王所划的范围。他的地位,几可以和近代史领域的章开沅先生等论,桃李天下,影响深远。

  作为一个在中文系读了七年书的后学,钱先生的名字,是我在高中时就知道的,但我当时并未读过他那篇名满天下的《论文学是人学》,我对钱先生的了解,来自于他的学生李劼,率真的李劼和早逝的胡河清,是我了解钱谷融先生的一条隐秘的通道,在他们的笔下,钱先生犹如《空城计》里的诸葛亮,乃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钱先生最有名的《论文学是人学》,写于1957年“反右”之后,乃是新文化运动四十周年。小而言之,是总结了一条文学本质的小规律,大而言之,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传统的呼应。虽然“德先生”“赛先生”是“五四”的口号,“五四”的文学,经由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阐述,以“载道”“言志”分而论之,以传统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考察,但却对五四前后的新文学缺乏系统概括。

  随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夜,陈世骧提出“抒情传统”,虽然成为一个典型的范式,但依然不足以概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此之中,钱先生简明扼要的叙述,有力的提出了一个新范式。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贾植芳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际遇概括为“把人字写端正”,这其间,都暗含“立人”的伟大命题。但钱先生自己却说:“以前我的一些学术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常识性的。”

  在《论文学是人学》之后,钱先生最著名的文学评论,便是发端于六十年代初,并在七十年代末结集出版的《雷雨人物谈》。如果说《论文学是人学》是纲的话,那么《雷雨人物谈》便是目,是对“文学是人学”的具体阐述。钱先生晚年曾回忆:“我就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自己的话。感觉是真实的,任何理论离开感觉都不行。从感觉出发,提升到理论高度。”站在感觉的角度,钱先生不仅剖析人物,而且对作者曹禺写作时心境的剖析,也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之后,钱先生历经“文革”磨难,终于开始了他“散淡”的生活,对此他曾半真半假的解释过他的“游戏人生”:“我这个人一生随波逐流,不太计较名利,有口饭吃就行了——但是,饭没得吃就不行。”

  这种“外圆内方”的生存方式,是钱先生“文革”后的生活的主色,他最常提及的,就是玩,如致程千帆的信中说:“数月前,南京师大举办学术讲座,我亦是承邀者之一,本以为可以藉便趋候,稍倾积愫。后因要去杭州创作之家度假,未能如愿,甚以为憾。”钱先生爱玩也会玩,人多的时候打牌、人少就下棋,没事就听听戏,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既懒惰,又无能,这绝不是自谦。”后来更有名言:“我这辈子就是玩,从来没有做学问。”这是何等逍遥的境界。

  钱先生待人是儒,自处是道。我因为在复旦读书,所以去华师大见钱先生的机会是不多的。有一年天津高恒文先生来复旦开会,要去探望钱先生,我自告奋勇当司机,因此有幸见过钱先生一面。

  他华师二村的寓所古旧简朴,楼道的木制楼梯油漆大半剥落。先生爱下棋,棋风如其为人,举重若轻。我知道先生爱听京剧,下棋时我问先生爱听什戏,他说喜欢余叔岩《鱼肠剑》和杨宝森的《空城计》。当天殷国明先生做东,让先生点菜,大家谈点什么冷菜时,先生看到“桂花酒酿糖藕”时,先生眼前一亮,说:“糖藕我是要吃的。”

  这是钱先生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禁想起了瞿秋白《多余的话》里的那句名言:“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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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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