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湖长制,让每一汪湖水都各有其“主”

描绘美好湖泊的诗句,承载着国人的乡愁。然而,这些国人“心灵睡过的地方”湖泊,在环保方面一直是个老大难。

文丨特约评论员  于平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

这些描绘美好湖泊的诗句,承载着国人的乡愁。然而,这些国人“心灵睡过的地方”湖泊,在环保方面一直是个老大难。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各省区市要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入全面推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湖长制,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

我国是世界上湖泊生态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湖泊总面积7.8万平方公里,是重要的水资源宝库。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好好对待这一大自然的馈赠,湖泊的总体水质状况一直堪忧。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118个重要湖泊总体水质为I-III类的比例为23.7%,IV-V类的比例为58.5%,劣V类的比例达17.8%。

实行湖长制,让湖泊治理从“部门制”迈向“首长制”,将有利于破解湖泊治理中长期存在的权责不对等、推诿扯皮、利益纠葛等问题。这与之前推行的河长制可谓一脉相承,它强化了“关键少数”在湖泊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让每一汪湖水都能各有其“主”。

作为河长制的延伸,湖长制需要积极借鉴河长制的成功经验。河长制不仅意味着首长负责制,其背后更有一套跨部门协同的协作机制,以解决现实中突出的多头管理、职责交叉问题。湖长制同样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协作机制,明晰职责分工,明确责任边界。通过湖长这个角色,对于湖泊治理中相关职能部门的资源进行整合,对于各级政府的执行权力进行整合,避免九龙治水,实现高效管理。

许多地方在河长制的推行中,还有许多可贵的制度创新,包括“河长巡查”“投诉举报”“项目协调”“例会报告”“信息管理”“三色(红黄绿)预警”“三亮(亮相、亮牌、亮剑)行动”等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都值得未来的湖长制借鉴。

当然,借鉴河长制,并不意味着湖长制只是河长制的翻版。对于河长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湖长制在推行中也应引以为戒,通过锐意探索和改革,积极打上“升级补丁”。

在一些地方,河长制最让人诟病之处在于,其“人治”色彩过重。一方面,在河流的治理中,过于依赖地方党政负责人,导致河流治理的好坏取决于官员的主观意愿。例如,宁波曾有媒体报道,当地一些公示牌公布的河长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接起后即被挂断,要么不是河长本人的电话。

与此同时,河长制高度集权,自上而下的执行机制,很容易让河流治理陷入权力自我决策、自我执行、自我监督的困境,让治理成效大打问号。例如,有的地方所谓的“河长负责”,不过是喊个口号、立一纸责任书完事,有的地方实行河长制后,河流污染严重的状况没能根本改观,但官方公布的河流治理数据却非常漂亮,群众满意度动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

所以,湖长制需要摆脱“人治”,走向“法治”。一来,对湖泊治理重视与否,不能由着官员的性子,而应权责一致。对此,不妨像雾霾治理一样,湖泊治理也建立起完善配套的排名、考核、问责制度,以目标倒逼进度,以督察倒逼落实,对于治湖不力者,严厉问责到人。二来,要告别行政依赖,把公众参与,变为湖长制的重要一环。比如,针对官方公布水质达标,公众却感觉不到,以及群众满意度调查失真等问题,在检测、统计等关键环节应有公众和第三方机构参与,以确保数据的公信度。同时,地方政府要通过治湖信息公开,积极鼓励环保志愿者以及民间机构,对湖长工作进行评判与监督,在湖泊治理的相关会议和调查中,应给民间力量留“一席之地”。

河湖的长治,并不取决于水边立一块写有官员姓名的铭牌。无论河长制还是湖长制,归根到底都离不开法治。只有遵循法治的路径,河长制抑或湖长制才不至于沦为一人之治,而会变为规则之治,人人共治,做到了这一点,河清湖秀的美好生态愿景,自然行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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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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