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缓解法官的道德压力

经常看到一些当事人因为对法院的裁判不满，就在网上发布“教科书式”的“控诉”材料，其格式一般都先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将自己的案情或冤情，用极具煽情性的语言叙述一遍，然后再把一审、二审甚至是再审的结果公之于众，接下来就开始喊冤，还会对法官提出种种质疑，很肯定地认为法官一定是收了对方当事人的钱，其所用词汇极近侮辱和诽谤，让一般心理脆弱之人难以承受。在种种丑诋之中，仿佛法官个个铁石心肠且恶意错裁。更有甚者，一些当事人还会把人生的不如意，归结为多年前自己所经历的一场官司，由此迁怒于法官，并向法官寻仇。可以说，法官是最容易和人结仇的一种职业。

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生活或工作中的各种压力，只不过有大小之分，有内在和外在之别。而法官这一群体的压力，应该是大小内外兼具。随着普通百姓诉讼意识的提高，社会上寻求以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人日渐增多，再加上立案登记制的推行和诉讼费偏低等原因，“告那家伙”早已成了许多国人在面对利益冲突时的首选，这也必然造成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呈“井喷”状态。员额制的改革虽以实现法官专业化、职业化为初衷，但它却在客观上减少了有资格办案的法官的数量，案多人少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作为上级法院，经常还要进行各种收结案的评比以“自我加压”，法官们则只能以加快庭审速度来完成工作。曾经有律师抱怨说自己准备了好长时间的案子，不远千里地赶到了法庭上，结果法官问了三句话就把庭开完了，使自己的“辩才”没有发挥出来，可对于法官来说，这一天还有三个庭在等着他开。也许法官是世界上最不担心失业的职业，因为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必然且永恒的，涌向法院的案子源源不断，法官当然也就没有审完案子的那一天。

如果说因案件多导致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是一种外在压力的话，还有一种无形的内在压力却很少有人关注。为了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当下的司法机关对法官提出了实行“案件终身负责制”的要求，认为这样才可能促使法官在办案中认真核查了解每个问题、每个环节和每个细节，实现无冤假错案的目标。殊不知这也让法官变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酿成被终身追责的错误。其实作为人而非神的法官，囿于知识和证据的有限性而发生判断的失误是难免的，只要从法律上证明他并未因受贿而故意枉法裁判，就应该对其错判留有一定的谅解空间。我们的法律程序中，本已设置了各种纠错机制，比如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和监督，比如法院上诉审及再审程序的设置等，只要其正常且有效地运转，完全可以发挥预防甚至杜绝冤假错案的作用。

无论是来自纯粹工作数量的压力，还是缘于对终身追责之后果的恐惧，似乎都有从技术上缓解的可能。然而，对于法官判案中所遭遇的道德压力，则既无法排解，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当看到人们认为法官裁判不公的案件时，大多数人也会和当事人一样质问法官。其实，法官的良心会痛，只是我们常人不了解而已，而且即便是在被告“罪有应得”和裁判“罚当其罪”的情况下，大多数法官的良心也会痛。我们普通人可以对一个案件品头论足，说某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杀某人”的判决却无须我们做出，因而我们并没有丝毫道德上的负担。作为法官，却有可能做出剥夺他人生命的判决；他的笔在起落之间，就能决定被告在牢里呆的时日的长短；他的同情稍微向离婚一方当事人偏一点儿，就可能涉及到财产的不同去向。法官并不能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决，而只能根据法律来判决。法官或许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道德压力，但却缺乏缓解的通道和机制。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斯·惠特曼在《合理怀疑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在中世纪时期，法官的灵魂救赎，会在每天做出的判决中受到威胁，因而才产生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这一举世闻名的规则，它要求法官在面对可怀疑的证据时，必须选择“更仁慈”和“更谦抑”之道，而正当程序则为缓解法官道德压力所必须，“法官绝不能急于惩罚，而是必须仔细斟酌所有事项。他必须遵守正当的程序，然后尽力确定真相，只有做完这些以后，他才能判决。”

由于我们是无神论者，当我们身处审判的道德或良心困境时，只能“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从自身的省思中求解。这就要求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必须相互理解，推己及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同时，减轻法官良心上的负担，减少当事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