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信仰危机从何而来?

相信怪力乱神、大师,乃至沉湎与风水、宿命,这些所谓的“信仰”之所以不靠谱,并不仅仅是指信仰的对象本来就可疑,而更是说这种信仰的初衷就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指向,是为了服务“现实”。

文丨特约评论员  任然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在去年被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并引发各界的强烈关注。为何企业家精神如此重要,学者傅国涌对此有一个通俗概括: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拥有超越精神,建立终极价值,否则即使富如马云,也不过是浮云。

其中,建立终极价值,或许就可以理解为是世俗之外的信仰。信仰,在今天越来越多的被谈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虐童事件以及种种以邻为壑的社会现象频发,人们往往都会将根源指向信仰的缺失。

而一些企业家的表现,又进一步为上述结论作了某种注脚。比如,近年来几乎每个倒下的“大师”背后,都能窥见知名企业家的身影。典型如马云与“奇人”李一、“大师”王林都曾私交甚密,这些企业家的“信仰”展示出极强的功利性与世俗的一面,与通常意义上的终极信仰有着很大区别。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企业家,不管信仰什么,可能都很少有“坚信”。

对于掌握着巨大社会资源,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的企业家群体而言,如果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显然不是个小问题。从微观方面讲,这会指向他们领导下的企业行为,比如是否有稳定的规则意识,又是否有基本的恻隐、伦理之心。从宏观方面而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绝对代表,“和平年代的英雄”,企业家的价值观、信仰,天然对社会的观念和精神状况有着示范和塑造作用,他们的信仰问题,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与其说中国企业家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不如说真正的信仰,从来就没有在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存在过。回溯中国不长的商业历史,我们说像张謇那样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信奉儒家思想,身怀实业报国的梦想,就是那个年代的企业家信仰。如今中国企业家信仰断层指向两个方面,一是信仰来源的中断,二更是企业家群体发育和商业发展被特殊的外部原因所打断。

严格定义,中国大陆现今还活跃的企业家及家族历史,绝大多数最远也就追溯到改革开放后。在那个思想冰冻和市场大门逐步消融和开启的年代,天时、地利、人和,令一部分人迅速崛起。如果说有信仰,也就是以“赚钱”为信仰,或者用陈丹青的话来说,“活下去最要紧”就是最大的信仰。在彼时,这种功利化的驱动,与时代的机遇充分融合,反而助长了一种“冒险开拓”的精神,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信仰根基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逐步显现。

有分析就认为,中国互联网领域企业家中有许多人是草根出身,是被互联网趋势驱动前行,在短短10年甚至更短时间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一切都过于顺利以至于还没开始适应和把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于是,很多人为了商业利益,放弃信念,致使精神方面空虚。这种空虚,显然与信仰的发育滞后有关。

相信怪力乱神、大师,乃至沉湎与风水、宿命,这些所谓的“信仰”之所以不靠谱,并不仅仅是指信仰的对象本来就可疑,而更是说这种信仰的初衷就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指向,是为了服务“现实”。在这种现实主义驱动下,“信仰”也就可以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随时改变。

造成这种信仰危机,或者干脆说真正的信仰缺失,原因有很多,可以塑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制度文明等等。但就眼下来看,最为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中国当代企业家还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群体。这个群体还远未强大到或成熟到生发出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也即完整而独立的精神内核。而由于产权保护、市场环境、官商文化等的不确定性所催生出的不安全感,又不断驱使着企业家去追求世俗之外的精神支撑。就这点来说,保护企业家精神,算是一剂药方。

另外,不能撇开整个社会的精神状况来单独谈企业家的信仰。杨庆堃先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就指出,中国历来就缺乏那种可独立于世俗体系之外的制度性宗教,而只有从精神内核到形式化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整合,不具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的弥漫性宗教,比如常见的祖先崇拜,对巫术的迷信。这在客观上,说明中国人的信仰资源本就相对阙如。而作为社会精英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之所以表现出更突出的信仰危机,只不过是比一般民众更早、更容易触及到社会信仰危机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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