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互助献血”,立法还须先行

针对互助献血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把关审核不严等问题,可以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或修订《献血法》,或修订《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等,对互助献血的程序、标准等,作出更严格限定,最大限度避免“血头”寻利钻空。

实行了将近20年的“互助献血”,将在一些地方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市卫计委与北京红十字会日前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决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

其实,叫停互助献血的,并非北京一地。据有关报道,早在2012年,武汉市就曾暂停互助献血,后又允许每年春季、夏季血液供应紧张的时候,短暂开展互助献血。2017年下半年以来,广西南宁、四川等地也相继发布政策,称已经暂停或拟从2018年3月起,全面取消互助献血。

之所以叫停互助献血,自有充分的理由。在现实生活中,每逢献血的淡季,互助献血就有变味的迹象。血液中心对医院的互助献血量进行考核,医生和护士则以安排手术等事项,动员患者家属献血,让本是自愿的互助献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强制色彩,多了一些要挟的意味。

当然,互助献血最大的问题,还是催生了“卖血”乱象。早在2015年,《新京报》就曾刊登报道,曝光北京部分互助献血沦为“有偿献血”。现实中,“血头”或“血托”以低价招募社会人员,假扮病人亲友去互助献血,然后将用血指标高价卖给需要的病人,从中获取不义之财。在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一成本往往被转嫁到真正的患者身上,而“卖血”乱象却难以杜绝。事实上,互助献血下的“卖血”乱象,已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血液安全。

尽管如此,与个人和团体无偿献血相比,互助献血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目的性,献血者与用血者之间,通常是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等关系,或者间接的某些社会关系。当无偿献血者严重不足时,通过互助献血,可以迅速动员献血者,从而缓解供血不足。

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客观功用,互助献血通过立法形式得以确立。《献血法》第15条明确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除了法律,行政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也都对互助献血作出了明确规定。

比如,原卫生部出台《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对平诊患者和择期手术患者,经治医师应当动员患者自身储血、自体输血,或者动员患者亲友献血”。由该部组织专家根据《办法》制定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第8条规定:“亲友互相献血由经治医师等对患者家属进行动员,在输血科(血库)填写登记表,到血站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采血点(室)无偿献血,由血站进行血液的初、复检,并负责调配合格血液。”

平心而论,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互助献血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补充措施,却不能成为常态。毕竟,互助献血的存续过程,的确容易滋生冒名献血和非法血液买卖,还会严重损害自愿无偿献血的良好环境。从长远来看,血液供应须以义务无偿献血为主,但现阶段还不大可能“一蹴而就”。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共有1400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率已接近1.05%,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但和发达国家的3.3%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月12日财新网)。在叫停了互助献血的情形下,血站、医院等部门固然要“开源”“节流”,但靠什么来填补“真空”?据了解,北京将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加强与津冀地区及其他省份采供血机构业务协作。但以此化解“血荒”,恐怕仍是“杯水车薪”,客观上也会对病患的生命健康有所影响。

况且,在国家立法尚未改变的情形下,便以部委通知或地方红头文件等形式,将法定的献血模式改变,不无违法之嫌。其实,对于互助献血的模式,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也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性立法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根据《江苏省献血条例》,互助献血者本人享有临床用血优惠政策,即累计献血量在800m l以下的,按献血量的3倍免费用血;累计献血量在800ml(含800ml)以上的,终身免费用血。互助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可以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互助献血量超过病人用血量,保障用血;互助献血量低于病人用血量,优先用血。

再看南宁市《无偿献血奖励办法》,“三星级献血之星”及以上的献血者,将可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免费进入政府投资的市管公园,免交市属及各县(区)公立医疗机构就诊诊查费。这些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有助于鼓励无偿献血、互助献血,理应为国家立法所借鉴。

当然,针对互助献血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把关审核不严等问题,可以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或修订《献血法》,或修订《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等,对互助献血的程序、标准等,作出更严格限定,最大限度避免“血头”寻利钻空。更加健全规范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弥补无偿献血的暂时滞后,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作者

欧阳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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