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评论】如何破解俞敏洪的急和农村娃的苦

文丨特约评论员 任君

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日前表示，关注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从上大学时才去关注，要从初中开始，把那些有潜力的孩子调到好的中学，让当地重点中学的农村孩子比例逐步提高。他说：“看到一些农村孩子、流动儿童受教育那么难那么苦，我着急！”

俞敏洪也来自农村。农村孩子求学的苦，他感同身受。这也使得俞敏洪在讨论教育公平的时候，天然地具有某种贴近性，农村孩子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就该从现在开始、从每一个孩子开始。

城乡教育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由来已久。多年来，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也一直在做着“拉平”差距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透露，过去5年来，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由1万人增加到10万人。报告还提出，2018年教育投入继续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要继续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

未来的“俞敏洪”，蛰伏在这些幸运儿当中也未可知。然而，从现实看，从大学招生阶段才开始倾斜照顾农村学生，实际上已经晚了。

一者，很多农村孩子因为小学、初中阶段教育资源的匮乏、低质，以及父母的漂泊流动、家庭生活的颠簸不安，很难一路走到高考的门槛前，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享受高校的这一倾斜政策。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很多孩子要么小小年纪开始学做生意，要么干脆早早去打工。那些能够完成完整的教学历程，且成绩足以进入大学的孩子，实在算得上是幸运儿。

这样的局面，或可视为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筛选机制，那些从网眼中坠落的孩子，未必一定不能成才，但教育的缺失总归限制了这部分人的发展可能与想象力。

再者，当下很多机构、组织等对于农村教育的帮扶，往往仅仅指向有书可读、识文断字的层面。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低欲望”的满足。这种资助固然很重要，但却很难与当下的教育考核机制接轨。

无论是大批城里人去农村支教，还是爱心组织资助贫困学生，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低质低效的现状。孩子们如果依然在农村教育的闭合圆里运行，或许能够自得其乐，而一旦出来与城里学生比拼，不足立马呈现。更不要说与什么“超级中学”的孩子们竞争了。

这种“先天不足”即便到了大学阶段，也很难迅速消除。这些年来，已有不少“现身说法”的文章表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与城里的大学生，很多时候完全是两个“物种”。事实上，这也是长期以来教育供给差异化的产物。

有鉴于此，俞敏洪提出“从初中起对农村孩子入学倾斜”，是一种很现实的考虑，确实很有必要。非但不嫌早，甚至还可以继续向前延伸，也即，应该从小学、乃至从学前教育开始关注农村学生。

惟有从小抓起，及早关注，才能早施教化，让农村孩子在找到社会化门径的同时，也堵上了走弯路或走歧路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孩子固然是受益者，但更多增进的，其实还是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可见，消弭城乡教育不公，必须标本兼治，两条腿走路，不可拘执一端。从长远看，加快推进城市化，解决好流动社会下的教育普及问题，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是一个方向，教育本来就应该一视同仁，这样的公平也是根本的公平。不仅留守儿童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也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政策面对的，只是需要接受教育的孩子，而并不应该区分城乡穷富。

而在达成这一目标之前，则不妨对一茬一茬长大的孩子们多一些即时性倾斜。不要等到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才开始，也不要等到经过层层遴选已经剩不下多少人时再倾斜，更不能等很多孩子已经被耽误了而从头再来。教育的事情从来没有“等一等”的说辞，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错过了，就是一代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的承受者，也绝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本身，我们的社会也一样要为这种错失支付高昂的代价。

来自教育的救济，无论多么早都不过分；对农村教育的倾斜，无论幅度多么大都仍嫌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农村教育的欠账太多，非有绝大的努力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另一方面，也与教育政策仍跟不上民众诉求有关系。

以今年两会俞敏洪委员带来的两份提案为例，可知变化的缓慢与改革的迫切。两份提案一是建议流动人口孩子义务教育经费可携带，另一份则是呼吁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

这两个问题由来已久，公众也早已有共识，然而推进之缓慢，令人不解。早在2015年年初，有关部门就表示要“探索建立教育经费可携带支持机制”，三年过去了，可有结果？至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命运，则早已在“撤点并校”的时候注定。

俞敏洪在其《我的政协日记》中写道，“（农村）孩子的教育，甚至比城里孩子的教育还要重要，因为只有教育，能够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他们同样是祖国的希望，不能变成祖国的绝望。”希望之于绝望，往往就在转瞬之间，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