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制度变革释放经济红利

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其实都是制度变革,没有制度变革释放的这些红利不可能看到今天经济的成就,这个制度变革的核心就是调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多个前所未有的奇迹,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有哪些,又面临怎样新的外部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我们如何用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向世界阐释?凤凰网《政对面》第9期继续对话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姚洋实录精编(三):

政对面: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其实40年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制定,同时还有中国非常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如果说这样的外部环境没有以前宽松的话,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所受到的阻碍是不是也会相应的会增加?

姚洋:这个动力可能比以前要低,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改革开放问题。关于国有企业该不该改,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有两个资源的错配,一个是资金的错配,国有企业仍然占有我们银行信贷的60%。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数字,它的资金利润率是很低的。第二个是资源的错配,也可以说是技术力量的错配,就国营企业的平均技术实力而言仍然超越我们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要保全国有企业的这些生产力,但同时要改变国有企业的这种治理结构,要让他们更加的市场化。

那么对外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开放,其实根本不用害怕外部环境。拿金融领域来说,HSBC(汇丰银行)早就拿到了内地的独立牌照, HSBC在内地做的没有我们的那些银行好。世界最大的银行还是工商银行,以前是汇丰持股平安,现在反过来了,平安持股汇丰。

另一方面我们降低关税对我们是不是有利的,当然是有利的。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汽车关税那么高,谁得到好处了?其实是大众、宝马、奔驰,还有其他的美国企业,日本的企业,因为国内的汽车价格这么高,像大众的利润40%是来自中国,那我估计GM(美国通用公司)可能一半的利润可能都来自中国,它完全是依赖中国市场,这么高的关税,实际上我们是受损的,完全没有必要。

政对面:是,我记得你说到关税降下来其实非常有利于培育中国的中产阶级,因为在商务部最早公布对美国汽车加征关税的时候,当时奔驰就很快开了一个内部的会议,考虑会不会对未来奔驰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奔驰在中国实在是卖得太火了。

姚洋:对,不仅要降关税,我觉得像这个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也可以考虑取消。当然,这个环节的增值税有一定道理,但不一定非得征,然后在这上面还要征消费税,所以它是征三重税收,而且是叠加地征,这就为什么中国的汽车还有所谓的奢侈品价格那么高,都是因为有三重征税,我觉得应该减少一点。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价格下来之后,社会公众的福利会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每年销售的乘用车大概是2900万辆,这个增长完全就是井喷式的增长。

政对面:因为我知道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怎么样来理解制度经济学?中国的制度到底对于经济的贡献是什么?未来在新常态之下的话,那我们制度应该会有怎样的走向?

姚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其实都是制度变革,没有制度变革释放的这些红利不可能看到今天经济的成就,这个制度变革的核心就是调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积极性。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要让制度变得激励相容,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大国管的很死,制度设计者的目标和老百姓的动力不相配。改革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制度变的激励相容,老百姓觉得在你这个制度下生活,有了动力。这也是启蒙运动告诉我们的,要尊重个体的选择,个体的选择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

政对面: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迎来了力度最大的一次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来推出机构改革,这样一场制度性改革对于未来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姚洋:这一次调整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把监察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第二方面就是国务院成立了两个重要的新的机构,一个是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个合作署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对援外工作高度的重视。另一个是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总局的成立也非常重要,这说明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一个强国,能够用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移民问题,这也是我们学界呼吁了很长时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移民政策。

政对面:你是不是也会担忧改革开放在这样一个外部和内部环境夹杂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开倒车或者退步的迹象出现?

姚洋:退步不太可能,但我们是有一种担心,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情绪上来之后,就会走向对抗。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对抗,然后我们就会走向一些封闭,这是我们担心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

作者

姚洋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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