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后,我们为什么要梦回大唐

回望唐朝的兴衰,也一再警示后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

文丨凤凰网评论员 崔向升

1400年前的农历五月二十日,唐王李渊即皇帝位于长安太极殿,一个直到今天都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王朝——唐朝建立了。

一生狂狷的李敖曾说,最想生活在唐朝。也许只有在这个朝代,他这样的人不仅“有话说”,而且“有事做”。

有话说有事做,不光是成年人的专利。在唐朝,很多神童一出世就风华正茂。长大后敢造武则天反的骆宾王,七岁能咏鹅;来自河南的帅哥杜子美,也是“七龄思即状,开口咏凤凰”。在唐朝,天才和学霸,就是这么任性和直白。

让国人梦绕魂牵的唐朝,无论是对外文化交流,还是制度文明,均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唐初以来,唐朝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系列改革,调整了统治制度,提高了行政效率。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达到极盛。此时,唐王朝政治局势长期稳定,周边地区久获安宁,政通人和,天下大治。

《簪花仕女图》为唐代周昉所作。这是原画的局部,周昉描摹出了当时细腻轻薄的衣料和仕女丰美的体态、以及奢华之中的高贵气质,使得“簪花仕女”成了唐朝女子的鲜明符号。

政治上河清海晏,体现在太宗治国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体现在“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警醒中,也体现在他和魏征“相爱相杀”的交往中。无论太宗如何被“打脸”,他一直赞同魏征的观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也说得明白:“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的继任者们,多能“依贞观故事”,从而开启“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等局面。

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后,减少很多死刑条文。贞观年间,有几年全国的死囚犯不足百人,最少的一年只有十几个。太宗还放出宫女三千人,令之“任求伉俪”。善于针砭时弊的白居易,也不得不点赞太宗的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三省六部制作为隋代至唐初建立起来的中枢体制,也因带有制衡理念而泽被后世。尚书都省负责行政信息汇总与监督。部分需要决策的事务,宰相议决后,皇帝仅御画“闻”。换言之,皇帝只行使知情权而不行使否决权。宰相分割了最高决策权,从而制约了皇权。在门下省设谏议大夫,在门下省和中书省又分别设有左右补阙、拾遗,专掌规谏讽谕。

骂皇帝的不光只有“言官”,像李商隐、白居易这些文坛大V,通过笔杆子鞭挞皇帝。李商隐写《郦山有感》:“郦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玄宗与贵妃到郦山洗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朋友圈晒一晒。

经济上藏富于民,也备受称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长安城内的饮食供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还形成了针对市民的“外卖服务”。杜甫大病初愈后,朋友王倚“遣人向市赊香稉,唤妇出房亲自馔”。这说明,主妇在厨房内烧煮的东西在市场上随时可买到。长安城的餐饮业很发达,三五百人的礼席,“立待可办”。

李白在《少年行》中所写“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道尽了“一线城市”长安民间消费旺盛。当年的“一线城市”,还包括东都洛阳,东部的扬州,西部的益州(成都),南部的广州。

唐朝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很讲究穿衣打扮。杜甫《丽人行》中有言“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唐朝牛僧孺记载一位民女的衣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那时的女性服装,显露出大气、自信、飘逸、端庄的韵致。

“万国来朝”,是唐朝对外交往的一大盛景。贞观四年(630)三月的一天,长安城内春意盎然。鸿胪寺的大小官员在大街小巷里穿梭。他们要招待一大拨来自异域的客人——来自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民族的首领。这些人打算在朝堂上尊奉唐太宗为各民族的首领“天可汗”。这些人表达来意后,李世民大惊:“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话刚说完,群臣和各族君长高呼“万岁”。在当年,天可汗无异于世界首脑。唐朝的后继统治者也被称为天可汗。

四夷酋长尊奉太宗为天可汗,与大唐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密切相关。柏杨在《中国人史纲》写道:“在唐朝,中国当时被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

“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自唐初始,唐朝采取多种措施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唐政府鼓励外商前来贸易,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任官、通婚。同时,外国商人在中国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保护。

胡商在长安长期经商,衣食礼仪风俗等方面受到汉族的影响,并将这些风俗习惯带回本民族。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薛平拴教授考证,胡商着汉服,娶汉族妻子为妻妾、崇尚汉人习俗者屡见不鲜。贞观初,长安城中已是“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颇难辨识。安史之乱后,回纥商人在长安“或衣华服,诱娶妻妾”成为一大时尚。有的胡商久居长安,安居不欲归,成为长安的永久居民。

在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城,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多达万人。他们当中有学者、官员、商人、僧侣等等。唐大明宫麟德殿曾宴请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宾朋。先后来唐的外国使者遍及欧、亚、非洲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唐朝时做官的外国人多达三千,王维的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明证。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开放包容的唐人,对舶来品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在各种家庭用具上,都出现波斯(今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八世纪时,胡服、胡食、胡乐在唐朝民间分外流行。

包容的力量,不光体现在对外方面,也体现在对内方面。大量流散劳动力涌向生存机会更多的长安、洛阳、扬州等“一线城市”,政府对这些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管理,也逐渐放开。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提出并推行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居住地原则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史文中,并未见到政府明令禁戢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唐代,就是杰出代表。开放包容的唐朝汇聚异域的文化,其礼乐制度、法令文献受到其他国家的敬仰。当年日本就对唐朝亦步亦趋。

孟子云“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也可作为对唐朝的断语。1400年俱往矣,时光流逝……

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万千气象,帝王、美人、名士、宫阙,均已幻化黄土,踪迹渺然,但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历久弥新,成为矗立在世界文明史长河中的丰碑,供后来者凭吊、伤逝、总结,而窥兴替得失……

回望唐朝的兴衰,也一再警示后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

作者

崔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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