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产业政策的目的是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

有为政府更多的是从辅助和支持市场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替代市场进行配置资源。在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一些事情企业可以做的,鼓励企业去做,企业有困难的政府来做。

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如何深化国企改革是我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过去,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国企究竟能不能破产?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我们需要的?凤凰网《政对面》第10期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黄益平实录精编(二):

政对面:谈起国企改革的方式,有人说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是可参考的模式之一。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能否考虑成立一个国有的基金,包括把国资委的一些部分,国资委可能只管资本,然后把整个运营的情况放到国有基金的方式。对于这种看法,你怎么来看?

黄益平: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当然,中国的国企很多,所以用简单的一个模式去套,可能也不见得合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经济学界和经济界普遍的解读是,以后政府就只管国有资本的回报,而不管企业的具体运行和事务。这个方向应该是很市场化的做法。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具体怎么生产?这是企业决定的,只要给企业高管明确的评价方向和指标,他们会按照市场的方向去做工作。而国家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国有资本是不是在增值?是不是有好的回报?我觉得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应该要这么做。

个别企业,比如说军工企业,它们在新能源、新材料方面有特定的战略意义,我觉得可以允许有一些其它的方法,但是其目标应该很清楚,也应该是由企业自身来实现。

政对面:拿高科技产业来说,是否仍然需要国家强力的补贴和补助方式来进行赶超?对于国有资本、社会的资本,还是市场资本来说,哪一类资本会更加有耐心去培育?

黄益平:我们现在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换代的压力,就是要创新。真正最后能落地的创新,一般都是企业来做,企业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政府可以帮助他们、辅助他们。我们现在看到中央的定位,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其实有为政府更多的是从辅助和支持市场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替代市场进行配置资源。在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一些事情企业可以做的,鼓励企业去做,企业有困难的政府来做。

比如,基础研究方面,企业可能很难做,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资源和激励,因为它的外部效应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政府就应该大力扶持和支持这样的做法。大多数应用技术还是由企业来做更好一些,但企业做这个技术也有一些外部效应的问题,当市场失灵时候,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提供一些财务的支持,或者是其它一些方面的支持。但核心最终还是要让市场来导向,什么样的技术是需要的?什么样的技术是比较容易落地的?靠政府来规划和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很难。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在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形成过程当中,我觉得政府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可能很重要,但需要关注两点:

第一点,还是要考虑一个国际通行的做法和说法,我们现在很多做法和说法有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担忧。过去我们体量比较小,发展水平比较低,怎么做、怎么说,国外不太关注。现在说什么、做什么,国际社会都很关心。外界担心的是,我们会把他们的市场都给吃了。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大国经济需要面临着一种反应方式,就是做什么,对方都会有反应。这个时候,制定政策与文件都需要考虑清楚,他们可能会如何反应?起码是要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第二点,假如我们有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首先不要限制竞争,比如半导体行业也好,太阳能行业也好,新材料行业也好,可以鼓励大家都来做。但是,鼓励大家往这个方向投资,然后得到可观的产出,而不是只选两家去做。其次要有退出的计划,你不能支持一个幼稚产业,很长时间它还不能翻身。

政对面:以这次中美贸易战为例,可能之前类似于国企的国家补贴、政策支持等等方面,美国方面是有容忍度的,但现在中国发展太快了,美国政府似乎就不乐意了。

黄益平:在美国,特朗普推出的政策拥有群众基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一些领域的技术已严重地逼近美国的水平,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点惊慌了。竞争力差异在缩小,使得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双方都比较敏感。未来,中国外贸压力会越来越大。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起码要更多地加强沟通,减少误解。

政对面:之前因为美方的容忍度比较大,或者我们做了可能我们说的不太好,外界不理解,但这种容忍度也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发展。现在这个容忍度降低之后,也倒逼着中国如何更好地向外界去阐释,这个方面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黄益平:从小国经济变成大国经济,或者从过去的弱国经济变成现在的强国经济,外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发展的早期时候,我们离世界经济技术前沿很远,是模仿和借鉴别人的做法,大家也不会太介意。但到了越逼近前沿的时候,自己的创新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也会非常介意你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的开放程度。所以,我希望不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更大的矛盾的开端,而应看作推动中国构建新的全面开放格局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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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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