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人大国发院是如何成为国家级智库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囊团，有哪些创新性的制度建立？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在经济领域，未来的减税空间还有多大？下一步防控金融风险的着力点应在哪？凤凰网《政对面》第20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智库工作主管校领导刘元春。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刘元春实录精编（一）：
政对面：2018年是人大国发院建立五周年，您作为首任执行院长，如何看待这五年来人大国发院走过的关键历程？而且作为国家级的智库，国发院的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
刘元春：我们国发院是2013年6月建立的，初衷是要整合人民大学的学科资源，建立一个跨学院、跨学科的研究平台。这个研究平台很重要的导向是响应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号召。国家的谋篇布局非常重要，因此人民大学就根据这个号召进行了一些落地性的设计。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我们在十年智库规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经过2013年6月份的筹建，组建整个专报系统，构建智库转化平台、生产平台、推广平台以及公共外交平台等，使它拥有了一个现代化智库的基本雏形。
经过2013年和2014年的建设，在2015年12月我们成功入选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这个入选对于国发院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真正进入了国家咨询和政府咨询的最高平台。利用这个平台，我们能够跟中办、国办以及九家决策机构，通过高端智库理事会以及我们的专报体系，建立与政策需求对接的体系。这个体系建设对于智库来说，是它的生命线。
为了满足新型智库的要求，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些创新全面理顺了我们的机制体制，也全面改变了传统研究所的格局，使它能够按照智库运行规律来做事。比如我们建立了基金制，改变了过去做课题的资金供应模式。成果购买制改变了需要花费两三年做一个课题的传统科研模式。这些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使国发院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国家能够信任和依靠的高端智库。
我们围绕着国家所急需解决的一些战略性问题、政策性问题和思想上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智库研究、智库报送和智库宣传，起到了资政启民，引领社会和引领公共外交的作用。
未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进一步建立起整套的、“顶天立地”的智库生产体系。一方面进一步与国家的决策机构进行供需对接，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的对基层创新和基层实践进行全面研究，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扎根中国大地，扎根实践来提出问题、提出思路、提出战略和提出方案。在中间层，我们要进一步地利用人民大学这些类别齐全、实力雄厚的学科资源和研究基础，让“立地”和“顶天”能够很好的对接，真正展现我们高端智库的中国特色和高校特色。
当然这个目标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构建的。人大国发院必须成为世界一流的智库，要在世界上有话语权，要在世界智库体系里有影响力，能够为世界的发展，为国际问题的治理和社会进步提出战略性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智库是我们的核心目标。
政对面：你刚刚谈到设立了基金制，还有成果购买制等一系列创新。你觉得这些举措是否能够更好地激发智库活力，同时激发智库人员在对于智力贡献和整个调研报告的创新的活力呢？
刘元春：智库的核心是智。不少学者批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有库无智”，搭台多，唱戏少，我们要改变这样种状况。那么如何能使一些有思想、有学术、有实践经验和执政经验的人才进入我们的智库平台，从而为国家提供所急需的战略和对策，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首先是筛选一些在大学里有大量学术积淀和社会调研基础的学者进入我们的智库，让他们按照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的研究。我们这个“旋转门”是让他们能进去，同时还能够动态调整。其次是我们通过建立智库研究员的体系，使在国家机构有从政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全职入驻到国发院来。目前我们有三位在各个单位里担任局级干部的学者型领导全职入驻我们的国发院，成为我们的研究员。再次，是我们要从国际上吸引一批有执政经验，有公共外交经验，有学术基础的政府官员或者社会名流进入我们的智库体系。目前，我们已经聘请了几十位国际政要和社会名流进入我们的国发院做兼职研究员。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人大国发院首任执行院长刘元春。
第二个很重要的创新是我们建立了一个能够让大家愿意咨政的内部激励体系。以往很多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学者希望能够报国，但是如果没有一套激励体系，他们的行为就难以持续。所以我们在人民大学里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建立这种激励体系。第一个改革是我们将智库成果纳入到科研考评体系里，承认智库研究是我们大学科研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建立成果购买制，我们能够按照不同的类型，购买学者跟国家提出的短平快的政策建议和战略性的建议。第三个是通过建立基金制，解决我们传统财政资金在资助智库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问题。比如我们把一些社会捐赠，通过委托理财，把其中的基金收益拿来运转我们的智库，使智库的基金有了永续化的基础，同时也保证了资金在公共外交、人员费用和劳务费用上的灵活运用。
因此这些激励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精神上肯定了智库人员的价值；另一方面在物资上也给予全面的奖励，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保证了我们高端智库高质量成果的产出。
政对面：你刚刚谈到一个重点是国家级的智库要发挥“顶天立地”的作用。那智库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左右一个决策的出台和最终的执行？
刘元春：智库首先要“顶天”，就要与决策层思考有一个很好的供需对接，才能够真正的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和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但资政一定要有敬畏心和理想性，如果说决策层采纳了我们的谏言，但我们的谏言没有经过扎实的社会调研、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是没有科学性的，不仅没有起到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作用，反而把政府和社会误导了。因此扎实的学术研究，扎实的基层调研和社会实践就非常重要，我们目前建立了几大支撑体系：
第一个大的支撑体系是我们专门有一个社会数据调查系统，这个系统在全国有2000个抽样点。我们也有专门的电话调查系统、案例中心和千人百村的社会实践。这样能保证我们得到一手数据，也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创新，就是我们的高端智库在基层建立了专门的观测点。例如在宜宾、青岛、深圳、河南等建立了分院。我们要求一些教师和智库研究员要到这些地方蹲点，带着他们的问题去考察基层。比如我们现有的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我们的政策构思能不能在基层得到很好的运行？基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等等。
由此，我们的高端智库架起了联系基层和上层决策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具有独立性，以国家和民族发展为最基本的价值导向。因此，智库要跟党和国家提出真问题、真经验和真思路，为党、国家和民族进行服务。
我们这样的高校智库有着价值中立性和价值独立性。所以在真正做到“顶天立地”时，就可以抛弃很多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真实地反映情况，给出具有科学性的战略方案和政策举措。高端智库在高校落地是有战略意义的，它会突破传统政府型智库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能够摆脱民间智库价值导向中信不过、靠不住的一些疑虑。
政对面：相比世界上一流的智库来说，你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级智库的差距在哪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元春：最关键的是要进行机制体制的创新，使有智慧的人能够聚集在智库平台并发挥他们的作用。目前来讲智库的科学性还不够，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有限，因为一些真正有学术涵养，有执政经验，又有情怀的人没被吸引到这个平台上。原因是一些机制体制对他们产生了约束，比如一些学者可能要出国，还有经费支持的问题也存在很多限制性。一些政府型的智库很难独立，他们往往是按照长官意志来进行研究的，这也是为什么党中央和国务院所提供的一些报告往往带有一些部门的利益和偏见。
所以目前我们智库的发展理念是，第一，国家基础信息和基础数据如何与高端智库进行全面共享，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它的人才激励体系能不能不拘一格来进行全面的改革；第三，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智库一拥而上的状况，因为不是任何机构都能够成为智库的。
在总书记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6年来，智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智库整体的生产体系还不完备，它的支撑体系还存在非常多欠缺。当然，像欧美这些国家的很多智库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还需要时间，要按照正确的方向和指引，一步步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端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