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金明：一张蓝图干到底与 “讲好中国故事”
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经历了几轮变化，而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如何进一步解决空心化问题？未来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放松对农民和农村的限制？中国的高端智库该如何建立？凤凰网《政对面》第23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教授。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严金明实录精编（二）：
政对面：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有关规划的问题，谈到规划大家会觉得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我们整个内地的规划现在有两大问题：第一是规划的空间和实际发展的差距特别大。另外一个是长官意识，经常是一把手一换，整个城市规划都要推倒重来，对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来说，怎样更好地进行规划或优化？
严金明：这是一个大家关注和聚焦的问题，涉及了国家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解放前的时候，规划这个词知道的人很少，到解放后国家非常重视规划，规划这一词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我们在重视规划的时候，各个地方的规划很多，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有几十个规划，因此规划之间相互有干扰和冲突，而且各部门都有它的利益驱动，所以实施过程中就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今年中央大的体制改革，我国成立了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里又专门成立了国土空间规划局，并且把原来住建部的城乡规划、包括城市规划的职能也整合到一起，其中很大一个职责就是进行空间规划并实现统一。另外还整合了其他一些相关的比如原来国土资源部所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国家海洋局的海域使用规划，海岛保护规划等。究竟怎么构建呢？我们需要多轨合一构建新的规划体系。现在这个总的方向定了，但对规划的体系如何重新梳理整合，我们还在进行研讨。
关于解决规划冲突等问题，我们现在借鉴国外，尤其是德国、日本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空间规划的经验，结合我们国家传统的合理做法，从立法层面进行解决。这个程序可能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往前探索的脚步是不会停滞的。
如果说到具体问题的话，比如像做北京市的五轮规划时，前四轮每一次的人口都是有突破的，这一次是否有突破我们要将来才能看到。从现在到2035年，北京定了一个人口规模范围，压力很大，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比如人口是不是要放开呢？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地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北京作为首都，它的集聚的效应是很强的，因此北京的资源特别是水资源非常珍贵，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南水北调的措施来解决北京水的问题，但这个约束还是不小的。另外如果人口过载了也会带来其他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做规划要理解规划，科学规划。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教授。
长时间以来，有的时候规划是有用的，有的规划好像显示它的作用又不强，我们一句话叫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这些年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改变了，现在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定的效果已经大大的提升了，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这种现象比较多。这种现象现在相对少了很多，但有些地方还存在，所以有的时候上一届政府说向城东发展，下一届政府可能就向西发展，实际上规划我们还是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能因为政府换届或者主要人员变动而改变，它要有一个稳定性来进行。
政对面：按照你的说法，是否可以理解为一旦进入到立法程序或者最终法律条文的出台，无论是国土规划，或者是各方面的规划，它会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呢？
严金明：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减少阻力，发挥它的效益最大化。那么按照这样目标的时候，从规划的政策，特别是管理的政策，探索成熟了，然后上升为了法律，法律就是政策的条文化、成熟化，定性化。成熟了以后，那这样目标是我们所期盼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以及综合效应能够达到最大化，这可能是追求的一个理想的规划目标。
政对面：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小城镇拆旧建新，然后发展成相似的旅游小镇现象，因为你是这方面的研究学者，又是国家级的智库人才，看到这些之后想必会格外痛心，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些规划更优化呢？
严金明：规划的本质其实就是结构和空间的优化，从而达到它的功能最大化。规划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个性，要强调的因势利导，而不是规划千篇一律，规划的时候雷同。确实，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城镇后，别的一些地方就喜欢模仿，能在模仿的基础上有一些创新、有一些改变就会不一样，但有的地方几乎和其他地方就一模一样，那到最后它失去了自我。
我们把这些规划和设计叫克隆，克隆在规划上是不行的，在遗传学上、生物学上它是很大的科技进步。规划的时候要讲个性。我们规划的时候，比如这个地方地势有山有丘有水流有平原等等，有些地方领导就想搞得一马平川，河流本来是弯弯曲曲的，有的时候就喜欢把这个河流搞的笔直笔直。这样思路是不行的，我们刚才讲的因势利导，在这儿有山有丘有平地，有河流，就应该借助自然的地理地势和地貌来做规划，那各个地方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在规划的目标上面，也要有各地自己的个性，不能东施效颦。
政对面：最后跟你聊一聊你的本职工作，据我了解，人大国发院跟北大国发院不太一样的是咱们的兼职研究员会更多一些？这有什么样的区别？同样是国家级的智库，人大国发院的特色是什么？你作为执行院长会怎样评价它？
严金明：作为人大国发院管理层的一员，我当然是非常有感情的，人大国发院是2013年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打造的大学新型高端智库，我们的全称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2015我们成为了国家二十五个高端智库的试点单位之一。我很荣幸也非常重视担任执行院长来负责的一些具体工作，比如国发院的战略发展规划，重要人事，内参审核、上报等。国发院是一个团队在整体运作，我们是一个实体机构，所以专职的研究人员还是比较多的。所谓的兼职是在有足够专职研究员基础之上的，我们还利用了人大的主要资源也就是人民大学各个院系的教授，有很多教授把国发院作为大品牌的共享平台，他们写出很高质量的文章以国发院的平台来对外发布。
现在我们国发院主要集中在三大研究领域，一个是经济治理与发展，一个是政治治理与法制创新，还有一个是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我们围绕这些方面为党和国家提出一些重要建议，也就是成为智囊。今年是成立五周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五年来人大国发院为党和国家在政策方面出了很多主意和建议。我们的一些智库产品、专刊或报表等有七百多份，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得到了采用和采纳，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的有一百多份。在社会上我们为地方政府也提供了支撑，比如说在四川宜宾，有我们的分院，长江经济带的研究院，我们还在青岛，包括重庆都建立了分院或者观测点，这样我们能掌握一手资料，使我们所做的内参更好，更实。
政对面：作为执行院长，你在从事自己研究专业的同时，还有很多院里的研究、内参要直通高层，你在时间上怎么去保持平衡呢？
严金明：像我们这些人在学校里是双肩挑。一肩是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另外一块是要做行政管理的工作，确实比有一些单肩挑的花出的时间多一点。从我个人来说，以往我主要忙个人的事，比如著书立说，拿些大的课题等。但是现在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考虑学校，为大家做好服务的工作，现在这反而是我的重心了。若我们国发院有一些成果能得到应用的话，我会比自己发一篇文章或出一本书更加感到喜悦和欣慰。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慢慢的调整。白天我更多的把工作放在国发院，同时负责全校的科研，晚上我就利用一些时间写文章和备课。
政对面：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想问，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智库，包括地方级的、国家级的等等，也存在一些垢病，有的时候只有库而没有智，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你认为智库怎样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呢？特别作为国家级的智库，真正应该肩负什么样的职责？
严金明：我们很注重智库的国际化，我们把世界大学联盟的智库秘书处设在人民大学的国发院里。尤其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全世界共同的问题，比如大家现在关心的“一带一路”、中美的贸易战等问题，我们的智库不但为国家做贡献，也在国际上为彰显世界和平、发展、稳定做贡献。
现在我们注重“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选出人大有代表性的比较优秀的著作成果，翻译成多种语言，除了英语外还有其他小语种等等，然后发表出去，让国际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了解，同时提出一些我们的建议。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是十年二十年以前我们在国际交流的时候是一个倾听者，是被动的，甚至我们有一些教授在交流中自信心不足，但现在我们交流的时候，感觉就是平等的，甚至国外的一些政治人物都在很耐心地听我们讲中国故事。我们的每一个学者都感受到了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在向强国迈进。
政对面：有一些评价说智库可能太多太滥，但是真正提供的智力支持似乎并不能真正完全达标？
严金明：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哄而上，看到一个东西好，所有的人都跟上去，比如看到大学这个专业好，所有的大学就都去办，然后就办滥了，学生就业也成了问题。智库这几年确实比较热，从发展上说它是个好事，说明大家很关注。但我们确实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智库是否具备这方面的实力和能力？我们把学术科研叫第一科研，智库科研叫第二科研，这两个科研都要建立在雄厚的学术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利用了人民大学的学术资源，在这之上提出的点子或者建议才具有可操作性。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党和国家提供一些真知灼见，不能误国误民，不然智库就是反作用了。
我们在重视智库发展时更要注意的是智库的质量，尤其是成果的质量，这是智库的生命线。不求一时的轰动，但提出来的东西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检验，我们是想把人大的智库建成最懂中国的高校一流的新型智库，我们还需要脚踏实地，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