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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监管必须走出治理困境

惟愿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真正记取朝阳区教委被问责的教训,落实责任,完善治理,放宽市场的事前准入,切实履行事中监管,让每一个孩子获得普惠、优质的教育机会,扣好人生第一个扣子。

日前,舆论关注一时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事件,随着朝阳区教委主任肖汶、副主任付琳等相关责任人被立案调查,告一段落。在11月30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也回应,正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司法部部长张军则表示,应把坏事变成普法的“好”事,借助在全社会引起关注的热点案件达到普法效果。

相关责任人被迅速立案调查,相关部委领导的积极回应,不仅回应了公众所关切的热点问题,也从正面给公众一个交代,某种程度上抚慰了围观者的焦虑情绪。

也应看到,这并非事情的完结,甚至可以说,只是正视这一事件的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声音在担忧,类似的公共事件的处理,逐渐进入一个模式化的场景:一起公共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监管缺位的问题通常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监管部门为应对舆论的压力,对事件做出相应的处理,并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但监管的出手往往有着一套惯性的模式,对于行业的资质与准入难免有着“一刀切”式的审查与许可——行业利益与监管之间很可能通过一些寻租的方式再次捆绑,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使得行业生态进一步恶化。

客观评价,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之前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中,相关的治理思路,若隐若现。短期看,似乎有效平息了舆论的关切和民众的焦虑,但往往也容易忽视真问题的正视与解决。

就此次的幼儿园事件来看,为什么每一起虐童事件都会引发民众普遍焦虑?为什么一起小概率事件会使众多家长产生“代入感”?这中间,不排除相互之间的情绪感染,但主要恐怕还在于恶性事件契合并激活了公众对于行政治理困境的日常经验。

这些日常经验包括:其一,当下城市里的幼儿园供给仍存在很大问题,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也承认,目前,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50.9%提高到了现在的77.4%,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但“人民群众刚性入园需求与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的矛盾”,依然存在。

其二,对幼儿园的有效监管仍是一个难题。尽管近年来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全方位、全时段的镜像监控,却并不能完全保证幼儿的权益,频发的虐童事件仍不时刺激公众情绪。这同样与幼儿园供给不足有关系,即家长难以找到更好的替代品,除了隐忍或者在有类似案件曝出时表达一下不满之外,别无选择。

解决学前教育供给不足与刚性需求之间矛盾,让每一个孩子幼有所育是政府的责任,也是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所在。因此,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就必须警惕那种抬高幼儿园准入门槛的做法,切实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形。

若想真正把幼儿园虐童事件“坏事”变“好事”,决不是人为抬高本来已经很高的进入门槛,更不是延续以取缔“无证幼儿园”为导向的治理思路,而是应该切实增加幼儿园与幼师的制度化供给,强化对幼儿教育的过程监管,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体系,改变以往“三不管”的状态。

事实上,在增加供给问题上,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好尝试。比如,浙江省年初发文由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办学的幼儿园购买“学前教育服务”;北京市前不久也推出了“社区办园点”,并择优“转正”部分优质无证幼儿园,这样的放宽与灵活,必将大大缓解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矛盾,值得鼓励。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呈现,学前教育供需紧张的矛盾还将持续加剧。惟愿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真正记取朝阳区教委被问责的教训,落实责任,完善治理,放宽市场的事前准入,切实履行事中监管,让每一个孩子获得普惠、优质的教育机会,扣好人生第一个扣子。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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