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四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非洲的民主与选举》是第一本真正对非洲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著作，打破了以往只关注单个国家定性研究的倾向。与此同时，本书还传递出了一些有关非洲民主的乐观信号，即不断重复举行的多党民主选举，即使它一开始并不完美，但同样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生活中民主属性的工具，并最终指引人们走上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它已经接受了多年分析研究的考验，而且在远离非洲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中得到了印证。
本书着重分析了非洲国家选举活动的民主质量以及自由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作者基于非洲国家的232次选举活动建立了有16个变量的数据模型，并在对各种有关选举活动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对非洲的民主前景发出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号。本书不仅是对民主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也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增进读者对非洲政治的理解。
通向民主化道路的非洲（中文版序）
本书的主题最初来自于我于1999至2001年间在加纳的生活，以及在加纳议会中的工作经历。这是一段非常令人难忘的时光。今天，约翰·马哈马（John Mahama）是加纳的现任总统。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国会议员，我每天都与其共事。当时的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后排议员，渴望改革、追求一个更民主和更廉洁的加纳。当时他受到了所有人，甚至来自于反对党民族爱国党成员的尊敬。但是当时的人们同样觉得，他有些软弱，温柔得不适合成为一名挑起领导重任的政治家。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在其领导下的政府，正将加纳的经济带向前所未有过的困难局面，而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更卷土重来。也许他的确是太软弱了，太温柔了，以至于无法成为加纳需要的领导人。
当我在加纳议会中工作时，曾任最高法院的法官D.F.安南（D.F.Annan）是议会的议长。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1984年，也就是罗林斯在1981年12月31日发动他的（第二次）政变并攫取政府权力后三年，同意加入杰里·约翰·罗林斯（Jerry.John Rawling）的军人－文官威权政权，即临时国防委员会。安南法官同样保证了加纳的经济复苏计划能够在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中得以实施。安南法官还是促成“国家民主委员会”建立并担任该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人，当时的政权在执政计划中曾承诺建立该委员会。根据该计划，1988年加纳在充满热切期待的气氛中举行了没有党派参加但是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活动。到了1989年，安南法官努力使自己获得了可以更有作为的授权。该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各种地区性的听证活动，与普通人对话，探究他们对加纳的未来应向何处去的观点。该委员会发表在1991年3月25日的最终报告《推进发展真实的民主》认为，在人民之中存在着支持民主，疏离临时国防委员会的革命式、威权社会主义政权体制的强烈情绪。安南法官也许最终成为了唯一一位说服罗林斯向多党选举畅开大门的重要人士。以前的罗林斯从来不想要这种制度。他过去追求的是一种“人民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中存在着竞争性的选举活动，普通人可以发挥影响，但是没有政党存在。安南法官说服了罗林斯接受多党选举，而且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一个协商会议被建立起来。最初的十位书记员是在透明且竞争性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的。其中的九位书记员目前依然在加纳议会中工作，包括目前议会的总书记员。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并且是我1999-2001年间的亲密同事。该协商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在1992年3月31日的全民公投程序中获得了批准，其后在当年秋天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93年1月，当议会成立并开始工作时，安南法官也成为了议会第一任议长，并且在2001年1月退休前在八年的时间中一直担任该职。在这段期间，议会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安南法官也曾经坚定地抵抗行政机关的影响，维护议会的独立。杰里·约翰·罗林斯当时担任总统，有几次试图使立法机关转变成对其政府更忠诚的支持者。但是安南坚持权力之间的健康平衡，并针对罗林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
紧接着第一、二轮选举之后未中断进行的第三轮选举在2000年举行，这是一场竞争非常激烈的选举，最终反对党民族爱国党赢得了总统一职，并在立法机关中获得了微弱的优势。罗林斯遵守宪法、交出了权力。这是加纳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是自加纳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和平的权力更迭。这种和平的权力更迭方式甚至在当时的整个非洲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为数不多的例子。我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工作的同时也在研究着这种政治体制，我想我已经发现，这些不断重复进行的选举过程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影响。反对党和执政的议员们学会了各种正当的程序，并将这些程序制度化；媒体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其以正当方式监督政府的活动以及管理不善行为时，监督的范围也在扩大，反过来促使政府不断改善自己的统治活动；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和妇女权益组织对政治权利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掌握了利用自己作为公民来置疑、挑选并最终敦促领导人更好作为的能力；甚至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更好地理解各种有关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并将这些新知识转变成改善自己所在地区非正式治理方式的要求；通过民主程序走上拥有更大权力的岗位的政治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保护这种民主程序也开始具有了既得利益；等等。
面对这些现象，我开始反思：这究竟是只发生在加纳的独特现象，还是说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中也正上演着类似故事？
于是，我开始针对该问题搜集各种证据。当时是在2001年的秋天。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本书，并最终在2006年出版。本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这一现象发生在整个非洲大陆。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当时举行某种意义上的多党选举的44个非洲国家来说，有几乎三分之二的国家存在相同的现象。
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认为本书会吸引这么多的注意力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第一本真正对非洲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著作。在过去的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对非洲的研究以对单个国家的深入定性研究为代表，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它们针对的问题，实际上只提供了说服力非常有限的证据。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在非常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各种问题，但是对于检验各种假设，或者深化人们对一些有关政治发展的基本理论的理解时，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帮助作用。本书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不多的著作，挑战了这种研究倾向，使得非洲成为了普通政治学以及研究政治制度时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象。
我想本书引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传递出了一些乐观的信号。多年以来，有关非洲社会和政治的各种研究文献中弥漫着各种悲观和消极的气氛。现在人们看到了一些好消息，许多人自然会欢迎这种信号。十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们听说了许多新事物，非洲也在继续发展。本书的各种结论还依然适用吗？针对该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对于该问题，人们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在整理各种新证据时，我们发现，过去的模式依然存在。对于2003年到2006年底的时期，我以本书中的分析方式进行了追踪研究。该追踪研究的结果经过相应的编辑后出版于2009年，《通过选举实现民主——新的转型模式？》这本著作同样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它的结论与本书的结论相同。与卡罗琳·范·哈姆（Carrolien van Ham）一道，我最近又从不同的角度对选举的作用与效果进行了分析，本书传递出的许多主要信息都得到了验证。类似的，在与迈克尔·伯恩哈德（Michael Bernhard）、阿曼达·埃杰尔（Amanda Edgell）、瓦莱里娅·梅切克瓦（Valeriya Mechkova）和大卫·奥尔特曼（David Altman）这些同事的合作中，我们利用“不同类型民主”（V-Dem）这一针对民主的全球数据库来检验“通过选举实现民主”这一理论，结果不仅在非洲，更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得出了积极的结论。有关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可以在V-Dem网站上找到相应的研究报告（https：//v-dem.net），其他的资料也已经编辑出版。
对于上述问题，人们同样可以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虽然上诉各种分析工作以及各种类似的研究活动都在验证我们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发现的倾向，但是我和卡罗琳·范·哈姆同样发现，非洲的发展情况出现了分化。在这片大陆上略微超过一半的国家里，不断重复进行的选举活动与民主的改善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种改善情况的发生比我们甚至期待的时间要长，但是这种改善情况毕竟还是发生了。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国家，或是依然处于严酷的威权统治之中，或是正不断地受着内部纷争的蹂躏，甚至同时遭受着两种苦难（例如厄立特里亚、南苏丹、索马里），或者虽然举行了各种选举，但是形势却没有向好的方向表现出多少改变（例如津巴布韦、喀麦隆、赤道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当初在2005年我完成本书的时候，这一现象还不明显，不过如果读者朋友们仔细地分析本书附录中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时，你还是可以在今天，以一种事后反思的心态发现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当时已经有了发展苗头。到了今天，这已经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事实，足以使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其中包括作为本书读者的你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本书曾经表达出的乐观情绪，以及本书某些结论的普遍适用性。
但是，不断重复举行的多党民主选举，即使它一开始并不完美，同样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生活中民主属性的工具，并最终指引人们走上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它已经接受了多年分析研究的考验，而且在远离非洲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中得到了印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一结论的有效性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依然非常骄傲，本书能够被读者朋友你们捧在手中，虽然距离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十年了。而且在今天，更令我骄傲的是，本书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甚至能够传播给读者朋友你们以及其他在中国生活的人们。我非常期待看到这些讨论能够带来的结果。
斯特凡·I.林德伯格
哥德堡（瑞典）
2015年10月4日
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
哥德堡大学不同类型民主研究所所长
推荐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作者：韦庆远
出版社：江苏凤凰网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内容简介：一部张居正的历史学术性传记。作者是人大档案学院教授。本书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评点：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居正》相比，本书无疑更为可信。此外，它也揭示了皇权专制制度对士大夫的扭曲。
《民主之门》
作者：道格拉斯·史密斯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内容简介：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城市及其郊区的人口急剧膨胀,而选举议员的选区划分却基本维持不变,少数人统治的问题在各个地区愈加严重——乡村地区人口稀少，从这些地区选出的立法者掌握着超乎寻常的政治权力，他们常常用这种权力来为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商业利益代言。美国的民主是人为扭曲的民主，糟糕无序。从1962年到1964年期间，以“贝克诉卡尔案”为首的系列案件，诉求对美国各州议会席位进行重新分配。时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为主引导了对这一系列案件的判决，最终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作者以娴熟的笔法，叙述了从田纳西的城市支持者到（各地）妇女选民联盟的这些积极分子，如何终结选议席分配不公；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引发了（各地）商会和南方种族隔离分子的怒火。尽管立法机构故意不采取行动，*法院也在1946年判决说，司法机构不要进入这样的“政治棘丛”，但是议席分配改革的倡导者并未丧失信心。正如作者史密斯所言，他们熟练地运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主张进行彻底的司法干预，*终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
评点：民主并非一蹴而就，美国的民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移植并不能一劳永逸，但是，有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往往缺乏应有的耐心和政治智慧。
《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奥]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6
内容简介：《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的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通过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
评点：西方因宗教而有“罪感文化”，父母作孽，子女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看看这些纳粹子女的态度，对照一下“老红卫兵”的“青春无悔”，其间相差，不可以里计。
《英国哲学史》
作者：威廉·R.索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追溯了大不列颠从开始以英文著述哲学时代起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终结止长达300年之久的哲学历史。其中不仅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像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约·斯·穆勒、斯宾塞这样一些经验主义大师，而且对切尔布利的赫尔伯特、剑桥柏拉图派、塞缪尔·克拉克、托马斯·锐德、威廉·汉密尔顿、亨利等理性主义哲学家也多有论述，此外，还广泛涉及了这个时期较为著名的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
评点：就古代哲学而言，英国比中国等文明古国大为逊色，就近代哲学而言，英国看成一流哲学打过，其经验主义哲学独树一帜。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作者：胡鸿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政治体视角出发，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于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以下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秩序，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也获得了优势，但随着两者的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
评点：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融合很早就开始了，儒家爱搞“华夷之辩”，看来需要反思。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四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非洲的民主与选举》是第一本真正对非洲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著作，打破了以往只关注单个国家定性研究的倾向。与此同时，本书还传递出了一些有关非洲民主的乐观信号，即不断重复举行的多党民主选举，即使它一开始并不完美，但同样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生活中民主属性的工具，并最终指引人们走上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它已经接受了多年分析研究的考验，而且在远离非洲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中得到了印证。
本书着重分析了非洲国家选举活动的民主质量以及自由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作者基于非洲国家的232次选举活动建立了有16个变量的数据模型，并在对各种有关选举活动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对非洲的民主前景发出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号。本书不仅是对民主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也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增进读者对非洲政治的理解。
通向民主化道路的非洲（中文版序）
本书的主题最初来自于我于1999至2001年间在加纳的生活，以及在加纳议会中的工作经历。这是一段非常令人难忘的时光。今天，约翰·马哈马（John Mahama）是加纳的现任总统。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国会议员，我每天都与其共事。当时的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后排议员，渴望改革、追求一个更民主和更廉洁的加纳。当时他受到了所有人，甚至来自于反对党民族爱国党成员的尊敬。但是当时的人们同样觉得，他有些软弱，温柔得不适合成为一名挑起领导重任的政治家。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在其领导下的政府，正将加纳的经济带向前所未有过的困难局面，而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更卷土重来。也许他的确是太软弱了，太温柔了，以至于无法成为加纳需要的领导人。
当我在加纳议会中工作时，曾任最高法院的法官D.F.安南（D.F.Annan）是议会的议长。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1984年，也就是罗林斯在1981年12月31日发动他的（第二次）政变并攫取政府权力后三年，同意加入杰里·约翰·罗林斯（Jerry.John Rawling）的军人－文官威权政权，即临时国防委员会。安南法官同样保证了加纳的经济复苏计划能够在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中得以实施。安南法官还是促成“国家民主委员会”建立并担任该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人，当时的政权在执政计划中曾承诺建立该委员会。根据该计划，1988年加纳在充满热切期待的气氛中举行了没有党派参加但是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活动。到了1989年，安南法官努力使自己获得了可以更有作为的授权。该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各种地区性的听证活动，与普通人对话，探究他们对加纳的未来应向何处去的观点。该委员会发表在1991年3月25日的最终报告《推进发展真实的民主》认为，在人民之中存在着支持民主，疏离临时国防委员会的革命式、威权社会主义政权体制的强烈情绪。安南法官也许最终成为了唯一一位说服罗林斯向多党选举畅开大门的重要人士。以前的罗林斯从来不想要这种制度。他过去追求的是一种“人民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中存在着竞争性的选举活动，普通人可以发挥影响，但是没有政党存在。安南法官说服了罗林斯接受多党选举，而且人民可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一个协商会议被建立起来。最初的十位书记员是在透明且竞争性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的。其中的九位书记员目前依然在加纳议会中工作，包括目前议会的总书记员。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并且是我1999-2001年间的亲密同事。该协商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在1992年3月31日的全民公投程序中获得了批准，其后在当年秋天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93年1月，当议会成立并开始工作时，安南法官也成为了议会第一任议长，并且在2001年1月退休前在八年的时间中一直担任该职。在这段期间，议会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安南法官也曾经坚定地抵抗行政机关的影响，维护议会的独立。杰里·约翰·罗林斯当时担任总统，有几次试图使立法机关转变成对其政府更忠诚的支持者。但是安南坚持权力之间的健康平衡，并针对罗林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
紧接着第一、二轮选举之后未中断进行的第三轮选举在2000年举行，这是一场竞争非常激烈的选举，最终反对党民族爱国党赢得了总统一职，并在立法机关中获得了微弱的优势。罗林斯遵守宪法、交出了权力。这是加纳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是自加纳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和平的权力更迭。这种和平的权力更迭方式甚至在当时的整个非洲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为数不多的例子。我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工作的同时也在研究着这种政治体制，我想我已经发现，这些不断重复进行的选举过程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影响。反对党和执政的议员们学会了各种正当的程序，并将这些程序制度化；媒体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其以正当方式监督政府的活动以及管理不善行为时，监督的范围也在扩大，反过来促使政府不断改善自己的统治活动；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和妇女权益组织对政治权利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掌握了利用自己作为公民来置疑、挑选并最终敦促领导人更好作为的能力；甚至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也开始更好地理解各种有关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并将这些新知识转变成改善自己所在地区非正式治理方式的要求；通过民主程序走上拥有更大权力的岗位的政治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保护这种民主程序也开始具有了既得利益；等等。
面对这些现象，我开始反思：这究竟是只发生在加纳的独特现象，还是说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中也正上演着类似故事？
于是，我开始针对该问题搜集各种证据。当时是在2001年的秋天。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本书，并最终在2006年出版。本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这一现象发生在整个非洲大陆。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当时举行某种意义上的多党选举的44个非洲国家来说，有几乎三分之二的国家存在相同的现象。
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认为本书会吸引这么多的注意力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第一本真正对非洲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著作。在过去的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对非洲的研究以对单个国家的深入定性研究为代表，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它们针对的问题，实际上只提供了说服力非常有限的证据。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在非常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各种问题，但是对于检验各种假设，或者深化人们对一些有关政治发展的基本理论的理解时，只能发挥极其有限的帮助作用。本书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一些不多的著作，挑战了这种研究倾向，使得非洲成为了普通政治学以及研究政治制度时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象。
我想本书引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传递出了一些乐观的信号。多年以来，有关非洲社会和政治的各种研究文献中弥漫着各种悲观和消极的气氛。现在人们看到了一些好消息，许多人自然会欢迎这种信号。十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们听说了许多新事物，非洲也在继续发展。本书的各种结论还依然适用吗？针对该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对于该问题，人们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在整理各种新证据时，我们发现，过去的模式依然存在。对于2003年到2006年底的时期，我以本书中的分析方式进行了追踪研究。该追踪研究的结果经过相应的编辑后出版于2009年，《通过选举实现民主——新的转型模式？》这本著作同样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它的结论与本书的结论相同。与卡罗琳·范·哈姆（Carrolien van Ham）一道，我最近又从不同的角度对选举的作用与效果进行了分析，本书传递出的许多主要信息都得到了验证。类似的，在与迈克尔·伯恩哈德（Michael Bernhard）、阿曼达·埃杰尔（Amanda Edgell）、瓦莱里娅·梅切克瓦（Valeriya Mechkova）和大卫·奥尔特曼（David Altman）这些同事的合作中，我们利用“不同类型民主”（V-Dem）这一针对民主的全球数据库来检验“通过选举实现民主”这一理论，结果不仅在非洲，更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得出了积极的结论。有关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可以在V-Dem网站上找到相应的研究报告（https：//v-dem.net），其他的资料也已经编辑出版。
对于上述问题，人们同样可以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虽然上诉各种分析工作以及各种类似的研究活动都在验证我们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发现的倾向，但是我和卡罗琳·范·哈姆同样发现，非洲的发展情况出现了分化。在这片大陆上略微超过一半的国家里，不断重复进行的选举活动与民主的改善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种改善情况的发生比我们甚至期待的时间要长，但是这种改善情况毕竟还是发生了。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国家，或是依然处于严酷的威权统治之中，或是正不断地受着内部纷争的蹂躏，甚至同时遭受着两种苦难（例如厄立特里亚、南苏丹、索马里），或者虽然举行了各种选举，但是形势却没有向好的方向表现出多少改变（例如津巴布韦、喀麦隆、赤道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当初在2005年我完成本书的时候，这一现象还不明显，不过如果读者朋友们仔细地分析本书附录中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时，你还是可以在今天，以一种事后反思的心态发现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在当时已经有了发展苗头。到了今天，这已经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事实，足以使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其中包括作为本书读者的你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本书曾经表达出的乐观情绪，以及本书某些结论的普遍适用性。
但是，不断重复举行的多党民主选举，即使它一开始并不完美，同样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生活中民主属性的工具，并最终指引人们走上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就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它已经接受了多年分析研究的考验，而且在远离非洲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中得到了印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一结论的有效性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依然非常骄傲，本书能够被读者朋友你们捧在手中，虽然距离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十年了。而且在今天，更令我骄傲的是，本书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甚至能够传播给读者朋友你们以及其他在中国生活的人们。我非常期待看到这些讨论能够带来的结果。
斯特凡·I.林德伯格
哥德堡（瑞典）
2015年10月4日
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
哥德堡大学不同类型民主研究所所长
推荐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作者：韦庆远
出版社：江苏凤凰网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内容简介：一部张居正的历史学术性传记。作者是人大档案学院教授。本书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评点：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居正》相比，本书无疑更为可信。此外，它也揭示了皇权专制制度对士大夫的扭曲。
《民主之门》
作者：道格拉斯·史密斯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内容简介：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城市及其郊区的人口急剧膨胀,而选举议员的选区划分却基本维持不变,少数人统治的问题在各个地区愈加严重——乡村地区人口稀少，从这些地区选出的立法者掌握着超乎寻常的政治权力，他们常常用这种权力来为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商业利益代言。美国的民主是人为扭曲的民主，糟糕无序。从1962年到1964年期间，以“贝克诉卡尔案”为首的系列案件，诉求对美国各州议会席位进行重新分配。时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为主引导了对这一系列案件的判决，最终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作者以娴熟的笔法，叙述了从田纳西的城市支持者到（各地）妇女选民联盟的这些积极分子，如何终结选议席分配不公；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引发了（各地）商会和南方种族隔离分子的怒火。尽管立法机构故意不采取行动，*法院也在1946年判决说，司法机构不要进入这样的“政治棘丛”，但是议席分配改革的倡导者并未丧失信心。正如作者史密斯所言，他们熟练地运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主张进行彻底的司法干预，*终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
评点：民主并非一蹴而就，美国的民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移植并不能一劳永逸，但是，有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往往缺乏应有的耐心和政治智慧。
《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奥]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6
内容简介：《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的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通过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
评点：西方因宗教而有“罪感文化”，父母作孽，子女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看看这些纳粹子女的态度，对照一下“老红卫兵”的“青春无悔”，其间相差，不可以里计。
《英国哲学史》
作者：威廉·R.索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追溯了大不列颠从开始以英文著述哲学时代起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终结止长达300年之久的哲学历史。其中不仅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像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约·斯·穆勒、斯宾塞这样一些经验主义大师，而且对切尔布利的赫尔伯特、剑桥柏拉图派、塞缪尔·克拉克、托马斯·锐德、威廉·汉密尔顿、亨利等理性主义哲学家也多有论述，此外，还广泛涉及了这个时期较为著名的伦理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
评点：就古代哲学而言，英国比中国等文明古国大为逊色，就近代哲学而言，英国看成一流哲学打过，其经验主义哲学独树一帜。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作者：胡鸿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政治体视角出发，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于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以下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秩序，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也获得了优势，但随着两者的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
评点：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融合很早就开始了，儒家爱搞“华夷之辩”，看来需要反思。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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