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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我不赞同国学这个概念

网友评论 ( 0) 2017.5.23 第110期

前不久,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北大教授李零与会发言,并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演讲

我讲第一个问题,现在文本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术语,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套上去。其实我觉得文本的含义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文献。当然古书中的文献,意思稍微复杂一点,有文字写下来的东西,也包括古老传闻一类的东西。我们这个文本是由字句、章节和篇卷构成,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研究这些文本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它们结构变化的一些规律。

今年是我从事学术工作已经整整40年了,1977年的时候我用一篇小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找到工作,所以这个文本研究是我的一个敲门砖和入门的地方。现在很多研究古文的学者,总是喜欢把甲骨文、金文和简帛归为一类,都叫做古文献。其实他们的着眼点主要的是字而不是书。我认为用字体写成的东西,其实是分成好几类的,铭刻与简帛是不一样的,不能够叫书,而档案类的文书,与典籍类的古书也不能混为一谈。今天我想谈的不是铭刻类的,也不是文书类的那些古书,因为这个铭刻和文书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少用来传习,反复阅读的情况是很少的。可是第三类书,他们都是有可以和传世文本进行比较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另外两类的文本规律,我们可以另外去讨论,今天我们就不说它了。

我刚才提到1977年我走上这个学术之路,我一开始学什么呢?我是学考古,学古文字,跟张政烺先生学古文字,我只学过考古学和古文字,没有学过什么古文献,可是比较奇怪的是我到北京大学现在教书已经有30多年,我教的是古文献,一个没有学过古文献的人教古文献,我这个底子基本上都是70年代打下的。那么我一开始研究这个文本问题,就是用这个出土文本和传世的文本互相比较来做这个研究。我看见我们这个本子里面对我的介绍有一个错误,说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这是不对的,我那个时代还没有博士,我学考古那时候是一个硕士生。但是我从一开始做的研究的这个路子,其实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广义文本学研究,就是要用考古学的材料和考古学的文本,以及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说的这个文献。我的最早的一本书就是写《孙子兵法》,原来他们用了一个题目,叫什么《13篇孙子综合研究》,我并不是把那本书当作一本古书的整理,我觉得我更想做的一件事探讨,就是文本的这个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我想研究的是这个东西。那么这是我对这个文本的含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想跟我们的汉学家们用法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当然如果讲比较玄的那一类文本呢,就另当别论了。

我第二个问题是想谈文本研究的学科位置。过去我们读古书,所谓的古书都是一千年以内的古书,他们都是一些刻本,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版本。但是我们现在近一百年里,我们开始知道有敦煌遗书,近50年开始接触大批的简帛文献,显然这个文本并不等于版本的。我们所说的版本只是文本这个概念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尾巴。文科研究跟我们文科四系都有关系,文科的文是人文,我们古书里的人文的意思,那个文是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系,文明是指的人类的创造发明。我们的文科系是文史哲三系加上考古系,有人说文科四系是一个夕阳的分类,不好,应该给改了,我是坚决反对。这里面稍微特殊的是考古学,考古学在美国属于人类学,而人类学是属于科学,并不算人文学,不包括这个东西。

可是在我国,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当然美国的过程考古学,好像比较反对过去的所谓历史考古学。但我们是接受的。虽然李济先生在美国学习,但是夏鼐先生在英国学习,带给我们都是英国考古训练方法。北大考古系1980年代从历史系分出来的,我们全国各地的考古研究所,都是1980年代才从博物馆分出来的。考古系,研究的是真正的大历史,历史系研究的是小历史,是那个历史的尾巴。新石器时代很长,旧石器时代更长,这个考古系虽然也研究文字的东西,但是那基本上是我们商周时代的铭刻。好像文本的研究似乎是跟考古学关系最远,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考古学对于文本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常说的那个文本研究就是古典文献研究,其实是以中文系和哲学系为主,历史系他们可能会比较关心一些带有社会学史料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边塞文书。我们国家关于古文字的研究,其实往往是跟中文系有关系,而且古文献的专业,好像最主要的研究文本的是在中文系,历史系也有所谓历史文献学。今天上午在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还说,他是觉得说历史文献学他主张还是叫出土文献。所以各个系虽然都研究一点文本问题,但是大家的兴趣不一样,我觉得考古学很重要在哪儿呢,就是考古学是处理真正的大历史,所以它有一些研究历史的很精密的方法,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文本的研究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个问题,文本研究应该考虑到我们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动态,我们中国长期的这个文化动态就是经常争论,是国学国粹好呢,还是汉学家们的这个西学好呢,还是中学好,争论这个问题。大家读过庄子,庄子里面有一个辩论,就是鱼和我和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实际关于他者的研究在西方也很流行。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我们今天开的所谓国际会议,是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过去我经常想起赵树理的小说有一个顺口溜,“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边吃烙饼,东边喝稀饭”,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也可以从东边往西边看,现在叫相向而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相向而行,互相借鉴,互相来校正,本身也是一个校勘学。

历史就发生在我们的脚下,我目睹了这么多年咱们中国文化的变迁,西学和国学的争论,最近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国学非常的热,传统的文化非常热。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国学,国学就是儒学,我觉得这是把中国文化越搞越窄,我不太赞同这种态度。而且我讲到国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开玩笑的话,但是很多人把它当做一个定义,什么叫国学,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鲁迅曾经说过,他那个意思大概这样,只有真正的合格国学家,像王国维这样的,怎么研究国学,应该看看王国维。可是王国维怎么看自己的学问,他写过一个小文章,学问是没有古今中外的,他做的那个国学就是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外的学问。过去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就有王国维,这四大导师的学问都是一些四不像的学问,后来清华大学就想恢复国学研究所,但是没有叫国学研究所,或者国学研究院,而是叫了汉学研究所。李学勤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做了一个汉学研究所,所以有一次李学勤先生讲话,讲他这个汉学研究所,他上午讲,他下午走了,然后有一位著名学者,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他说这怎么把咱们这学问搞成汉学了,他说这不是认贼作父嘛。

但是大家脑子里确实经常有这样一个斗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清华那个刊物,后来转到广东中山大学以后,他们请饶宗颐先生题一个词,改了一个名,不叫国学,也不叫汉学,叫华学,改成华学觉得这又变成是我们这个东西了。特别是我们还不算太老的那个时候,有一批学者,当然现在都变成大师小师了,他们办过一个小的研究所,在刘东先生的家里面,叫国学研究所。为什么他们都要搞国学研究所呢,你们知道刘东先生是参加搞《河殇》的,《河殇》那个电视片里面都是在骂中国。然后我就是被葛兆光先生拉入伙,也去参加过活动。但是后来渐渐大家不愿意活动了,真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刘东先生的梦终于实现了,就是清华大学又成立了一个国学研究院,不再叫汉学研究所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反反复复,关键是这个国粹和接轨一直在打架,接轨就是要跟国际结合在一起,这叫做接轨。所以我们总是一会儿闹国粹,一会儿闹接轨,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成功人士,还有我们的糊涂领导,他们都特别的好大喜功,好鼓喜功,所以才有这样不断的变换,当然现在好像国学变得特别热了。最近在甘肃访古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裘锡圭教授反对,因为他是国学院的特聘教授,他说他坚决拒绝这个,我不赞同国学这个概念。反对把中国的文史哲三系改造成国学或者经史子集系,我知道以后马上写了一封信,请人转告裘锡圭教授,我完全支持他看法,我也不以为然。但是这样我可能很冒犯咱们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咱们中国人民大学有国学院。

而最新、最新的动态,其实我们在这个标题里已经看到了,就是有些人可能又玩那个国学也有点腻了,现在提出就是说要建立古典学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原来咱们不就是研究文本嘛,我们那个文本原来就叫古典文献专业,把文献两个字去掉了,变成古典学了。当然在西方是有古典学,我知道古典学研究希腊罗马,除了文本还要研究艺术、雕刻、建筑很多东西。我考虑可能再过一阵,可能又成了一个新的潮流,因为据我所知,我们中文系接着你们之后要办古典学的讲座,还要出版古典学丛书,因为我们历史系有古典学的课,所以我们负责社科的申丹教授,老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本古典学的书,来参加古典学丛书,还要开这个会。后来我就说算了,我不太想参加这个,虽然我真的是在研究文本,我可能每天研究都是中国,我也没有研究什么希腊或者罗马。所以现在可能这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学术动态。

我们回顾学术史都知道,当年由于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的兴起,代表了当时汉学研究的一个最高的水平,那个时候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到欧洲去留学,他们觉得我们中国研究好多不如外国人,他们感到非常失落。所以他们写信里面都是再说,我们要到外国学习以后,过了什么30年100年跟他们比赛一下,我们要打败他们。所以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写的那个发刊词,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一定要争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两位都是真正去学习的,但是我感觉当时真正跟国际更接轨的可能不是这两个去留学的人,而是王国维和陈垣。他们两个的研究,不但得到法国汉学家们的高度评价,也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

王国维的研究,我觉得有三个特点,一他是以新材料研究新学问,他研究的这些新材料恰好也都是法国汉学家们正热衷研究的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第二中国原来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热门的学问,叫做四夷之学,满族、蒙族等研究。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和经文,他到清华当四大导师时候,他那个讲义都是以前发表的一些东西,他每天一回家看什么东西呢,全是看蒙古史。这一块儿也正好是法国汉学家们感兴趣的范围,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巴黎保留着罗振玉和王国维和法国汉学家们的通信,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接轨。虽然可能王国维先生英语或者日语也许不如傅斯年或者是陈寅恪先生,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共同的研究兴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讲到文本研究和考古学的这个关系,其实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学者,还是汉学家,都经常争论,就是刚才几个发言人也提到的问题,就是说究竟是考古的材料可信呢,还是文献的材料可信呢。究竟是传世的文献可信呢,还是出土的材料更可信。究竟是怀疑的态度算是现代的和科学的概念呢,还是相信的概念就一定是属于传统的落后的概念……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借鉴考古学。

我觉得很多问题并不在于说哪个东西可信,或者不可信。而是在于不同的材料,他们需要有不同的阅读方法。原来顾颉刚先生,他的疑古思潮,对中国影响很大,也很被汉学家们看重,而且我几乎一看到汉学家们,总是愿意称述的就是顾颉刚先生,顾颉刚先生使中国史学第一次变成中国现代学术,因为他有怀疑的态度。我们仔细分析的话,顾颉刚先生学术传统,来自于中国自己本身的怀疑之学,当然最主要的辩伪学是宋代的学问,大家应该破除对辩伪学的迷信,我甚至认为古文献学研究上应该取消辩伪学,用古书年代学代替辩伪学。因为作伪问题,恐怕古人作伪的可能性远小于现在,现在作伪是很厉害的。

整理 凤凰网主笔 张弘

责编:傅斯鸿 PN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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