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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步平:以学术研究为中日建立共同的历史认知

网友评论 ( 0) 2017.9.12 第125期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时光飞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已经去世一周年了。社科院近代史所举办的追思会,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他的音容笑貌,学者风貌。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参加过步平先生参与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发布会,听三国学者畅谈参与编写本书的体会,我也在其他一些学术会议上,几次听过步平先生的发言;作为一个读者,我曾仔细阅读《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步平先生是作者之一)等著作,从中获取历史的真相。

步平先生1948 年生于北京,1976 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78年被调到刚刚成立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抗战胜利40 周年之际,日本的一部分右翼与保守势力开始活跃,要求对日本战后40 年进行“总清算”,即强调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战后日本社会进步力量反思侵略战争责任的努力批评为“自虐”,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产生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根据胡乔木重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意见,东北地区成立了“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以东北三省社科院的历史学者为骨干力量,步平被指派为黑龙江省学术负责人。由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时没有专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者,作为所长,步平只得调整原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方向,转到研究日本侵华史和中日关系史。他跟着电视和广播开始学习日语,并热衷于实地调查。

1992 年,步平和同事在位于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地区的孙吴县考察时,偶然得知当地深山中埋有日本关东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即毒气弹的信息。那一年,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正在就制定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讨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日本应销毁处理遗弃在中国“毒气弹”的问题。日本方面以中方没有提出有力证据为由迟迟不愿承认其责任。此前,一部分觉悟了的日本知识分子和市民团体开始追究日本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即生物武器的责任,从1993 年开始在日本各地巡回举办“731 部队展”。展览的组织者得知日本在战争中也使用化学武器的事情后,就从1996 年增加了关于“毒气展”的巡回展览。

步平曾应邀参加了1995 年的首次“毒气展”。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日本学界许多专门研究这些战争罪行的学者,如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教授等。他们把多年研究中找到的关于日军研制、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毫无保留地送给了步平,让他十分感动。1996年1 月,步平应邀在日本中部的岐阜市举办的揭露日军化学战罪行的展览上做讲演。展览期间,主办者之一的辻田文雄先生将20 张他搜集了多年的旧日军化学武器的图纸送给了步平。那是过去用“晒蓝”方法制作的特大张图纸,在战争中属于日本陆军的机密资料,中国从未见过。根据这些图纸,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在中国各地发现的化学炮弹就是日本军队丢弃的,而且还可以准确地判断不同的化学炮弹的类型。在与日本有关方面的交涉中,这些图纸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防卫厅和自卫队的谈判人员看到这些图纸,再对照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旧炮弹,终于承认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责任。

, 20世纪90 年代初,正是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斗争的时期,右翼与保守势力的翻

案活动非常活跃,而与此同时,日本社会思考战争责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许多民间团体思考战争责任,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律师和进步团体帮助中国战争受害人的法庭诉讼也方兴未艾。许多日本学者那时也在认真反思战争责任。但是,中国媒体并没有冷静客观地观察与思考这一现象,他们比较关注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翻案活动,而并不关注日本进步力量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及其和平运动,相关的报道也非常少。在中国,一些部门或学者一旦发现了资料常常“秘不示人”,一定要自己充分使用后再公布或提供给他人使用。另外,对于与自己的论断相违背的资料,则长期封存,绝不开放。但是,在日本化学武器战争责任的问题上,步平遇到的不少日本学者和民间历史爱好者则并非如此。

至少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的描述多重感情而轻学术,一些概念和数字的判断都很不准确,有相当多的漏洞。那些漏洞成为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攻击和开脱罪行的口实,却没有引起中国的重视。当那些概念或数字在受到质疑的时候,有些人往往用所谓“不容质疑”之类的大批判式语言进行反驳。步平认为,表面看,他们似乎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步平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只满足于口号式的声讨呢?一旦有人提出应对含糊不清的概念和数字进行厘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遭到一些人铺天盖地的政治性的批判呢?他认为:学者只有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以大量客观真实的事实和研究结论,才能抵制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翻案活动;若不做实证研究,仅仅空泛地谈论日本的战争责任,反而会为他们的翻案活动留下“口实”与“话柄”。

2002 年,首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在南京举行,当时的目的是谴责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编撰的历史修正主义教科书,即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有人提出,应该面向学生编写一本正确讲述历史,特别是战争历史的书。会议觉得这一提议很好,于是决定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的代表组织起来,建立编写委员会。当年,三国的学者到韩国讨论确定了编写提纲。2004 年7 月,步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所长兼党委书记。作为中方负责人,步平克服重重困难,与三国学者一起完成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并于2005年出版。之后,他还主持完成了《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下,2013年出版)。2006-2010 年,步平在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中担任中方首席委员,主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出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并翻译引进了《日中关系四十年:1972-2012》。不仅如此,步平先生还推动了两岸的近代史学者交流,并在2011年与台北近代史所合作,推动了四卷本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出版,并提议两岸合写抗战史的计划。

作为学者,步平先生的代表性专著有《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等,他与人合著了《日本右翼问题研究》,主持撰写八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也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多年组织和参与共同历史研究,使得步平对此产生了深刻的见解:

在研究中,双方学者可能有共同的一点体会,那就是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和认识也存在差异。对于由于这一原因产生的差异,需要通过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来解决,而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

中日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感情与学术三个层面,而且三个层面的问题交错在一起。日本右翼与保守派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与行动往往引起政治外交层面的交涉,对两国关系影响很大,同时也给受到过战争伤害的中国民众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问题被简单地定位在“是否承认侵略战争”、“是否反省”这样的问题上。简单地用“是否承认侵略战争”向日本社会提问,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会产生误解。而误解长期得不到解决,又被右翼势力加以利用,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甚至使许多本来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也成为难以沟通的政治问题,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欲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作为第一步,应当首先在安静的环境下由学者进行冷静的讨论,将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归纳出来,同时也将认识模糊或有误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讨论求同存异,作为政治解决与民众相互理解的基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虽然是学术研究,但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对民众感情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对媒体报道与介绍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十分注意,如果有偏差,就会影响中日政治关系,影响民众感情。因此,我一直认为从事抗日战争史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应当有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责任意识。

显而易见,步平的洞见卓识,对于当下以及今后的历史问题研究和处理,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步平先生在这一领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遗产。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此前曾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他回忆,步平先生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任所长时,所内同仁抵制者多,拥护者少,主要因为身为“国家队”的优越感,不大瞧得起来自地方社科院的人。“出乎意料的是,步平先生就任一年多之后,所里同仁渐渐觉得这位领导为人亲和,处事公正,并且有担当,也不乏决断力,不拉帮结派,能听取各方意见,加之用人得当,所里行政、科研工作推展顺利,他很快得到蜷缩多数的拥戴。”

步平先生去世之后,多位日韩学者和国外友人发来唁电表示哀悼,数位日韩学者撰文纪念,或许就是对王奇生评论的最好证言。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中日历史问题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责编:傅斯鸿 PN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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