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晚，第六届坡州图书奖颁奖典礼在韩国坡州出版城举行。钟叔河先生和由他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荣获坡州图书奖之特别奖。颁奖词中写道：“为宣扬亚洲出版文化，增强亚洲身份认同，坡州市和坡州出版城与众多来自亚洲的出版代表一道成立了坡州图书奖。坡州图书奖特此将特别奖颁发给钟叔河以及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奖励37年间他持之以恒出版超过100种图书的努力。钟叔河用他出色的批判性思维讨论了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从而展现了一个编者真正的风貌。”此前，凤凰网主笔张弘曾赴长沙采访过钟叔河，并拜访“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方岳麓书社，为此特撰此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一些中国人走向世界，眼光超越帝国的范畴，扩大到全球。这种走向世界的认识包括两个层面，既有个人在活动领域上地理范围的扩展，走出国门亲身领略现代文明，又有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超越自我中心，对西方知识的学习。
改革开放之后，与欧美国家隔绝30年的中国人，再次走向世界。历经坎坷的湖南出版家钟叔河，将目光投向了晚清那些走向世界的历史人物。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对于封闭社会的危害，对于中国晚清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文本有着独特的认识。于是策划了“走向世界丛书”。而这套书的出版，也伴随了近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六届坡州图书奖获奖者合影
走向世界的晚清人物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封闭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中国的口岸被迫对外开放，大批的外国人来华经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人走出国门，接触西方文明。
在晚清出国的人中，有的是饱读经书，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驻外使节；有的是常年留居国外，但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有为了求知求学，到外国考察游历的人文学者。他们大都身怀忧患意识，希望中国走向富强。也有人仅仅是履行公职。一旦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鲜事物，所有出国这无不为之震惊，在对比中感到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落后。许多人于是将之记录成文，使得闭目塞听的中国人开始知道，“天朝”之外，还有发达富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异样国度。现在看来，有些记录不免幼稚肤浅，但这些认识都是特定时代和环境的结果。而有些有识之士的记载，到今天仍不无意义。
1867年，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格回国，他戴上了自己的翻译助手王韬。阴历11月20日，王韬启程，四十多天后到达法国马赛，由此开始了在欧洲的两年旅居。
王韬生于1828年，17岁成为秀才，第二年到金陵应试，因沉迷酒色未中。1847年，王韬的父亲到上海设馆，王韬1948年到上海“省亲”，他接触到了外国教士麦都思等人。1849年，麦都思请王韬到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在这里，王韬工作了13年，解除了更多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1868年闰8月，王韬因为与太平军有接触，被清政府指为“通贼”，仓促逃往香港。，此时，英华书院院长理雅格正在讲中国的四书五经译为英文。此前，麦都思曾经向他介绍，自己将《新约》译成中文，王韬帮助很多。于是，理雅格请王韬作为自己的翻译助手。待其回国，又招王韬偕行。
到马赛以后，王韬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每到一处，他必定游览一番，并留下了丰富的游览笔记。
王韬和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其间，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从事著述之余，他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在报刊连载，后来，《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还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
除了王韬之外，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均留下了文字记录。刘锡鸿身负钳制郭嵩焘的使命，两人水火不容。郭嵩焘留下了《使西纪程》，推崇英国体制；刘锡鸿留下了《英轺私记》，观点守旧。刘锡鸿回国后虽然蓄意迎合守旧派，但在《英轺私记》中，对于英国的议会制也有好感。
百闻不如一见。晚清人物对于欧美诸国的认识，并非仅仅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比较。对于制度这一软实力的认识，虽然没有达到当下的程度，但决非毫无察觉。晚清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林林总总，留下的文本记录风貌各异，其影响也有大有小。影响大的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流传到日本，甚至影响了日本的制度变革。影响一般的读者不多，到当下更是少有人知。
改革开放，中国人再次走向世界
1979年3月，48岁的钟叔河被提前一年释放，离开茶陵洣江茶场。1979年9月，钟叔河被平反改正。他不想回报社,拒绝了《历史研究》杂志社的工作，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为此，他四下访书，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晚清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精选了其中的100种。
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策划这样一套书，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虑。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止，他1957年被划为“极右”，“文革”期间入狱近10年，都与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与西方世界隔绝有关。在封闭30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再次开始走向世界。钟叔河敏锐察觉了时代的变化，他以出版为志业，向1980年代的中国人展示，晚清的中国人是怎样看世界。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书，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出版。封面是一幅美国自由女神像高举火炬的局部特写，左上角的简介写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虽然并非新书，但此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所知极少，而本书因有大量对美国人生活方式和历史风俗的描述而大受欢迎，据说在1880年，22岁的康有为就受到这本书的影响，立志向西方学习。此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游记面世。
到1983年，“走向世界丛书”总共出版了20种。1984年，钟叔河调入岳麓书社任总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出版项目，也被他带到了岳麓书社。在之前已经出版20种的基础上继续出版，到1986年共出版了35种。
在编辑、出版这套书的过程中，钟叔河与比他年长21岁的钱钟书有了一段交集。两人本不相识，80年代初，钱钟书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向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社主编董秀玉表示，愿意和钟叔河见面谈谈。1984年1月钟叔河到北京，董秀玉便将他带到三里河南沙沟，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钟叔河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钟书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独出版，表示愿为作序。回到湖南后，钟叔河收到董秀玉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 钱钟书看了钟叔河写的各篇序文，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钟叔河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13处错误。3月下旬，钟叔河收到了钱钟书为丛书叙论集所做的序言，其后又几次修改。
1985年，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由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在序言中称“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事后，在杨绛写给钟叔河的信中，提到20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始料未及的是，钟叔河再次遭遇挫折。当时，湖南的出版界出版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周作人著作，被人指责为“三种人”而受到查处和追究。这“三种人”，两种与钟叔河有关：《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钟叔河提供的底本，由朱正当总编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周作人之前是汉奸，钟叔河却出版了他的著作。幸亏胡乔木看重周作人的文章，钟叔河才没有遭难。1988年，钟叔河离开了总编辑的岗位。因为没有合适的人主持，“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也被搁置下来。
2008年，岳麓书社联系上了钟叔河先生，出版了初编35种的修订版。并于2009年将续编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2012年，经双方协商，81岁的钟叔河再次出山，主持续编“走向世界丛书”后65种。这年冬天，钟叔河将他保存了25年的书稿档案移交给岳麓书社，中断多年的“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开始了续编工作，并于2016年12月出齐。由此，跨度长达37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全部出版完成。而它的出版过程，也伴随了近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相距百年，中国人两次走向世界。其间虽然历经曲折，但时代终究是进步了。
张弘 凤凰网主笔
2017年9月15日晚，第六届坡州图书奖颁奖典礼在韩国坡州出版城举行。钟叔河先生和由他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荣获坡州图书奖之特别奖。颁奖词中写道：“为宣扬亚洲出版文化，增强亚洲身份认同，坡州市和坡州出版城与众多来自亚洲的出版代表一道成立了坡州图书奖。坡州图书奖特此将特别奖颁发给钟叔河以及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奖励37年间他持之以恒出版超过100种图书的努力。钟叔河用他出色的批判性思维讨论了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从而展现了一个编者真正的风貌。”此前，凤凰网主笔张弘曾赴长沙采访过钟叔河，并拜访“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方岳麓书社，为此特撰此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一些中国人走向世界，眼光超越帝国的范畴，扩大到全球。这种走向世界的认识包括两个层面，既有个人在活动领域上地理范围的扩展，走出国门亲身领略现代文明，又有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超越自我中心，对西方知识的学习。
改革开放之后，与欧美国家隔绝30年的中国人，再次走向世界。历经坎坷的湖南出版家钟叔河，将目光投向了晚清那些走向世界的历史人物。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对于封闭社会的危害，对于中国晚清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文本有着独特的认识。于是策划了“走向世界丛书”。而这套书的出版，也伴随了近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六届坡州图书奖获奖者合影
走向世界的晚清人物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封闭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中国的口岸被迫对外开放，大批的外国人来华经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人走出国门，接触西方文明。
在晚清出国的人中，有的是饱读经书，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驻外使节；有的是常年留居国外，但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有为了求知求学，到外国考察游历的人文学者。他们大都身怀忧患意识，希望中国走向富强。也有人仅仅是履行公职。一旦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鲜事物，所有出国这无不为之震惊，在对比中感到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落后。许多人于是将之记录成文，使得闭目塞听的中国人开始知道，“天朝”之外，还有发达富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异样国度。现在看来，有些记录不免幼稚肤浅，但这些认识都是特定时代和环境的结果。而有些有识之士的记载，到今天仍不无意义。
1867年，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格回国，他戴上了自己的翻译助手王韬。阴历11月20日，王韬启程，四十多天后到达法国马赛，由此开始了在欧洲的两年旅居。
王韬生于1828年，17岁成为秀才，第二年到金陵应试，因沉迷酒色未中。1847年，王韬的父亲到上海设馆，王韬1948年到上海“省亲”，他接触到了外国教士麦都思等人。1849年，麦都思请王韬到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在这里，王韬工作了13年，解除了更多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1868年闰8月，王韬因为与太平军有接触，被清政府指为“通贼”，仓促逃往香港。，此时，英华书院院长理雅格正在讲中国的四书五经译为英文。此前，麦都思曾经向他介绍，自己将《新约》译成中文，王韬帮助很多。于是，理雅格请王韬作为自己的翻译助手。待其回国，又招王韬偕行。
到马赛以后，王韬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每到一处，他必定游览一番，并留下了丰富的游览笔记。
王韬和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其间，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从事著述之余，他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在报刊连载，后来，《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还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
除了王韬之外，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均留下了文字记录。刘锡鸿身负钳制郭嵩焘的使命，两人水火不容。郭嵩焘留下了《使西纪程》，推崇英国体制；刘锡鸿留下了《英轺私记》，观点守旧。刘锡鸿回国后虽然蓄意迎合守旧派，但在《英轺私记》中，对于英国的议会制也有好感。
百闻不如一见。晚清人物对于欧美诸国的认识，并非仅仅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比较。对于制度这一软实力的认识，虽然没有达到当下的程度，但决非毫无察觉。晚清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林林总总，留下的文本记录风貌各异，其影响也有大有小。影响大的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流传到日本，甚至影响了日本的制度变革。影响一般的读者不多，到当下更是少有人知。
改革开放，中国人再次走向世界
1979年3月，48岁的钟叔河被提前一年释放，离开茶陵洣江茶场。1979年9月，钟叔河被平反改正。他不想回报社,拒绝了《历史研究》杂志社的工作，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当了编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为此，他四下访书，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晚清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精选了其中的100种。
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策划这样一套书，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虑。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运动不止，他1957年被划为“极右”，“文革”期间入狱近10年，都与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与西方世界隔绝有关。在封闭30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再次开始走向世界。钟叔河敏锐察觉了时代的变化，他以出版为志业，向1980年代的中国人展示，晚清的中国人是怎样看世界。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书，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出版。封面是一幅美国自由女神像高举火炬的局部特写，左上角的简介写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虽然并非新书，但此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所知极少，而本书因有大量对美国人生活方式和历史风俗的描述而大受欢迎，据说在1880年，22岁的康有为就受到这本书的影响，立志向西方学习。此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游记面世。
到1983年，“走向世界丛书”总共出版了20种。1984年，钟叔河调入岳麓书社任总编辑，“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出版项目，也被他带到了岳麓书社。在之前已经出版20种的基础上继续出版，到1986年共出版了35种。
在编辑、出版这套书的过程中，钟叔河与比他年长21岁的钱钟书有了一段交集。两人本不相识，80年代初，钱钟书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向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社主编董秀玉表示，愿意和钟叔河见面谈谈。1984年1月钟叔河到北京，董秀玉便将他带到三里河南沙沟，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钟叔河将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他们，钱钟书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单独出版，表示愿为作序。回到湖南后，钟叔河收到董秀玉转来的钱先生写给她的一张短笺，“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 钱钟书看了钟叔河写的各篇序文，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这四条批评，都切中“丛书”和叙论的毛病。钟叔河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13处错误。3月下旬，钟叔河收到了钱钟书为丛书叙论集所做的序言，其后又几次修改。
1985年，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由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在序言中称“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事后，在杨绛写给钟叔河的信中，提到20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始料未及的是，钟叔河再次遭遇挫折。当时，湖南的出版界出版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周作人著作，被人指责为“三种人”而受到查处和追究。这“三种人”，两种与钟叔河有关：《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钟叔河提供的底本，由朱正当总编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周作人之前是汉奸，钟叔河却出版了他的著作。幸亏胡乔木看重周作人的文章，钟叔河才没有遭难。1988年，钟叔河离开了总编辑的岗位。因为没有合适的人主持，“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也被搁置下来。
2008年，岳麓书社联系上了钟叔河先生，出版了初编35种的修订版。并于2009年将续编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2012年，经双方协商，81岁的钟叔河再次出山，主持续编“走向世界丛书”后65种。这年冬天，钟叔河将他保存了25年的书稿档案移交给岳麓书社，中断多年的“走向世界丛书”终于开始了续编工作，并于2016年12月出齐。由此，跨度长达37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全部出版完成。而它的出版过程，也伴随了近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相距百年，中国人两次走向世界。其间虽然历经曲折，但时代终究是进步了。
张弘 凤凰网主笔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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