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所主办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地方经验报告会暨第三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在民族饭店举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总结了安徽天长、湖北京山、山东东平、广东新兴的改革经验。
我们上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2015年，在这两年期间，我们研究了全国十多个地方改革经验，这次我们推出了四家在北京发布，中国农村发展四种改革探索。最近几年，社会上流传着中国现在地方改革创新不多，地方不多，经验不多，但是我们在农村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地方政府，很多地方领导锐意改革，锐意创新，做了很好典范，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四家分别是安徽天长、湖北京山、山东东平、广东新兴。
首先介绍一下天长，我们认为它是现在农业体系建构的中国典型。大家知道天长在安徽的东北部，也像全国所有农村一样，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抛荒。农村发展怎么办，这是摆在天长市委政府面前一个大难题，而且大家都知道，天长位于徐州市改革的前沿，小岗村就是徐州市的。在当地特别在全国都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困惑，小岗村一夜之间承包解决温饱，但是40年都没有解决致富，农村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各个地区都在担忧，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谁来种田，如何种田，如何种好田这个问题，也是天长乃至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一个困惑，我们天长用改革实践回答了这两个大问题，他们是怎么来做？他们就从通过改革，特别是土地产权改革来盘活了农村资源，建立了现代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他们通过承包地的确权搞活了承包地，让农民放心的外出打工、挣钱。第二，通过三权分置创建了土地经营权，为大型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第三也就是今年农业部委托给他们对的集体资产股份传统改革，通过这个改革让农民安心了，我们自己的财产心里有了底了，通过这个发展他们建立了现代农业金融体系，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天长改革之路。这个改革之路也成为现代农业体系的基准之路。
天长的改革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解决了土地抛荒，生产低效问题，当我们在天长去调查的时候，他们的农村金融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大户，还有一些现代农业企业新兴经营主题遍地都是，所以这个土地抛荒问题解决了，土地生产低效问题解决了，而且土地价格直线上升。
第二个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的问题。在农村里调查我非常感慨，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她家有10亩地，一个电话打给金融公司就给她种了，她不管种子，也不管水，也不耕田，货币直接就进了口袋。所以，不会种田的人也能种田，没有能力中天的人，特别是无钱种地的人也能够种田，一个电话给公司，一切OK。
第三个是解决了农村资源盘活增收问题，在天长，几乎所有边边角角的土地全部利用上，原因是改革激发了活力，明晰了产权，带来了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就在于天长这种态势。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也在天长的发展模式。所以有些专家说，40年前的改革看小岗解决温饱，40年后改革看天长解决致富，这就是我们研究所通过研究对天长得出的一个典型意义。
第二我们看看京山，京山是农村产权精深改革的地方案例。京山像广大的中西部农村一样，是一个农区，大部分村庄没有经营型资产，集体资产的股份怎么改革，这也是农业部会议上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领导和经管局领导所担心的大问题。第二有人说，集体资产股份传统改革是农村最后一块财富，这块财富如何才能改得满意，改得高兴，这也是个大问题。京山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精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首先体现为精细，他们把不同累心搞得村庄城中村、园中村、山区村、平原村……，每一个村庄因村施策，一村一策。
第二个是精心，每个类型改革都是先试点搞清楚以后，规则制定之后，再来全面推开。
第三精致，农村最后这块资产有经营型资产，还有金融性资源，一般性资源，公益性资产，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源，他们是分类配合，而且一配到位，所有都改了。
第四是精准，这个精准我去调查以后就感慨，京山人太聪明，把改革的节点根据农民自己特点，分为1954年、1978年、1982年、1998年、2005年不同节点的人可以分到不同的股，比如，1954年有多少人把自己的耕牛、大农具交给了村庄的，这是村庄第一批集体资产，所以它把1954年作为一个点，只要农民愿意，这个1954年的点也是能够配比分股的。
第五是精深，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承包地要求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股份传统改革要求静态化管理，这次股份分了以后永远不动，变成了农民的财产，资产，所以京山实施了精深管理，在农业部31个改革试点中，能够实现静态管理的改革实验区不多，但是京山做到了。
我们总结，京山之路依靠三个经验，第一个经验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所有的改革都是由群众自己来，让群众做。第二个经验是所有的改革全程公开，农民全面参与。第三个是精心的组织，精心的设计，每一类村庄都设计了十几套改革方案，由农民自己选，或者农民把不同的方案组合起来，形成改革方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农民就有了参与感，有参与感他就有了获得感，有了获得感就有了满足感，就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有了认同感。所以，它的改革分得高兴，改得满意。
我们觉得京山的改革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产权改革成功了，集体股份改革成功了，而且将我们多少年没有实施的村民自治真正的落到了地，村民自治也建立起来。京山的改革目前在整个湖北省全面推广，全国各地在京山学习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认为，京山之路是农民真正的获得之路，农民当家作主之路。
第三个是东平，东平是产权改革，盘活资源的地方标本。东平是万里的家乡，鲁西南的贫困县。面临的问题就是贫困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也是全国各个地方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是贫困地区怎么改革，特别是东平还有两件天大的难事，25万人异地移民搬迁（黄河滩区的移民，库区的移民），另外，他们还有四万人脱贫任务，要到2020年必须脱贫。
东平通过产权改革来发展多种多样的经济。因为东平有25万移民，就把几个村合成一个社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这个社区经济叫做两区共建。农民进了社区就业怎么办？东平在每一个社区都培育了一个工业园区，社区和工业园区两区共建，解决了25万移民的居住搬迁和就业发展的问题。这是几个村一起发展。如果说这个村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带头人比较好，就整村发展，叫村庄股份制。有的村庄没有集体资产，又没有牵头人怎么办？就找准大户，找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动发展，发展大户型合作社。通过两区共建，村庄股份制、大户型合作社三种方式，东平把整个农村都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带动了精准脱贫，所以我觉得东平直路就是产权引领之路。
东平改革成效有三个，第一个，25万移民，我5月份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上访。第二个新型的农村社区拔地而起，改变了黄河滩区，渔民的居住的问题，若干个产业园开始了正常运作。第三，大部分村庄都有了集体经济，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崛起了，特别是集体经济。我们一直在和东平合作。五年前，没有一个村庄有集体经济，他们的县委书记头疼不得了，经过这五年发展，基本上村村都有了集体经济。以前的东平有三蠹：改革难，移民男，发展难。虽然有难度，但东平改革发展的速度相当快。我第一次是头一年的冬天去谈合作，第二年夏天社区就拔地而起。所以有些专家就说，东平的改革，东平的发展创造了东平的高度。我们认为，东平的探索是贫困地区以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东平标本。
第四个是新兴，我们觉得新兴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中国样本。新兴像全国很多很多地方一样，面临着两个大难题，一个大难题就是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有些地方商贸发展很好，有些地方工业发展不错，有些地方纯粹是农村，但是三产融合好的很少有案例。很多地方在我看来企业挣了大钱，农民得了一些小钱，都是二产业工业带动三产，一产是个包袱。
但是新兴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二三产融合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新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企业温氏集团，正因为有温氏企业，加上以温氏为首的一大批农业企业，所以他们一产优先，用一产引领接二连三，用一产带动二产的发展，二产联动三产发展，实现了产业之间的共生。这是新兴的一个大特点。第二，企业主位，企业主位来助推农企一体化，新兴企业把自己生产车间与农户，新兴大户融合在一起，把生产车间前移到了农户，实现了主体的共生。第三是机制创新，很多企业跟农民之间的合作，我刚才说企业赚大钱，风险由农民承担。但是新兴的企业发展，不是风险共担，而是有风险企业先承担，特别是养鸡，如果鸡价下跌了，这个温氏集团以及其他企业可以自己不要利润，转让给农户。这样，农户跟企业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第二是利益共享，赚了钱以后，温氏集团及其他企业有一次分红，二次分红的方式，利润与农户共享。另外还有多元驱动，产业与整个新兴县实现了发展共生。所以我觉得，新兴之路是一种共创、共荣、共享、共生之路，新兴走出来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一产独立，农业作为财富，这是很少有地方做到的。所以我们认为，新兴之路就是融合共生，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中国样本。
以上这四个典型有几个共同经验值得分享。第一是以产权改革为动力。四个点都是产权为切入点，以产权为推手。第二是以机制建构为手段，所有一二三产也好，各个新兴经营主体跟农民也好，都是以机制建构为手段。第三，这两个改革盘活了整个农村的资源。第四，在发展过程中间，以共赢共享为目标。所以我认为这四个典型是中西部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之路。
凤凰网主笔 张弘 整理
近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所主办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地方经验报告会暨第三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在民族饭店举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总结了安徽天长、湖北京山、山东东平、广东新兴的改革经验。
我们上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2015年，在这两年期间，我们研究了全国十多个地方改革经验，这次我们推出了四家在北京发布，中国农村发展四种改革探索。最近几年，社会上流传着中国现在地方改革创新不多，地方不多，经验不多，但是我们在农村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地方政府，很多地方领导锐意改革，锐意创新，做了很好典范，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四家分别是安徽天长、湖北京山、山东东平、广东新兴。
首先介绍一下天长，我们认为它是现在农业体系建构的中国典型。大家知道天长在安徽的东北部，也像全国所有农村一样，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抛荒。农村发展怎么办，这是摆在天长市委政府面前一个大难题，而且大家都知道，天长位于徐州市改革的前沿，小岗村就是徐州市的。在当地特别在全国都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困惑，小岗村一夜之间承包解决温饱，但是40年都没有解决致富，农村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各个地区都在担忧，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谁来种田，如何种田，如何种好田这个问题，也是天长乃至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一个困惑，我们天长用改革实践回答了这两个大问题，他们是怎么来做？他们就从通过改革，特别是土地产权改革来盘活了农村资源，建立了现代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他们通过承包地的确权搞活了承包地，让农民放心的外出打工、挣钱。第二，通过三权分置创建了土地经营权，为大型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第三也就是今年农业部委托给他们对的集体资产股份传统改革，通过这个改革让农民安心了，我们自己的财产心里有了底了，通过这个发展他们建立了现代农业金融体系，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天长改革之路。这个改革之路也成为现代农业体系的基准之路。
天长的改革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解决了土地抛荒，生产低效问题，当我们在天长去调查的时候，他们的农村金融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大户，还有一些现代农业企业新兴经营主题遍地都是，所以这个土地抛荒问题解决了，土地生产低效问题解决了，而且土地价格直线上升。
第二个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的问题。在农村里调查我非常感慨，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她家有10亩地，一个电话打给金融公司就给她种了，她不管种子，也不管水，也不耕田，货币直接就进了口袋。所以，不会种田的人也能种田，没有能力中天的人，特别是无钱种地的人也能够种田，一个电话给公司，一切OK。
第三个是解决了农村资源盘活增收问题，在天长，几乎所有边边角角的土地全部利用上，原因是改革激发了活力，明晰了产权，带来了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就在于天长这种态势。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也在天长的发展模式。所以有些专家说，40年前的改革看小岗解决温饱，40年后改革看天长解决致富，这就是我们研究所通过研究对天长得出的一个典型意义。
第二我们看看京山，京山是农村产权精深改革的地方案例。京山像广大的中西部农村一样，是一个农区，大部分村庄没有经营型资产，集体资产的股份怎么改革，这也是农业部会议上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领导和经管局领导所担心的大问题。第二有人说，集体资产股份传统改革是农村最后一块财富，这块财富如何才能改得满意，改得高兴，这也是个大问题。京山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它的精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首先体现为精细，他们把不同累心搞得村庄城中村、园中村、山区村、平原村……，每一个村庄因村施策，一村一策。
第二个是精心，每个类型改革都是先试点搞清楚以后，规则制定之后，再来全面推开。
第三精致，农村最后这块资产有经营型资产，还有金融性资源，一般性资源，公益性资产，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源，他们是分类配合，而且一配到位，所有都改了。
第四是精准，这个精准我去调查以后就感慨，京山人太聪明，把改革的节点根据农民自己特点，分为1954年、1978年、1982年、1998年、2005年不同节点的人可以分到不同的股，比如，1954年有多少人把自己的耕牛、大农具交给了村庄的，这是村庄第一批集体资产，所以它把1954年作为一个点，只要农民愿意，这个1954年的点也是能够配比分股的。
第五是精深，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承包地要求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股份传统改革要求静态化管理，这次股份分了以后永远不动，变成了农民的财产，资产，所以京山实施了精深管理，在农业部31个改革试点中，能够实现静态管理的改革实验区不多，但是京山做到了。
我们总结，京山之路依靠三个经验，第一个经验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所有的改革都是由群众自己来，让群众做。第二个经验是所有的改革全程公开，农民全面参与。第三个是精心的组织，精心的设计，每一类村庄都设计了十几套改革方案，由农民自己选，或者农民把不同的方案组合起来，形成改革方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农民就有了参与感，有参与感他就有了获得感，有了获得感就有了满足感，就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有了认同感。所以，它的改革分得高兴，改得满意。
我们觉得京山的改革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产权改革成功了，集体股份改革成功了，而且将我们多少年没有实施的村民自治真正的落到了地，村民自治也建立起来。京山的改革目前在整个湖北省全面推广，全国各地在京山学习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认为，京山之路是农民真正的获得之路，农民当家作主之路。
第三个是东平，东平是产权改革，盘活资源的地方标本。东平是万里的家乡，鲁西南的贫困县。面临的问题就是贫困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也是全国各个地方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是贫困地区怎么改革，特别是东平还有两件天大的难事，25万人异地移民搬迁（黄河滩区的移民，库区的移民），另外，他们还有四万人脱贫任务，要到2020年必须脱贫。
东平通过产权改革来发展多种多样的经济。因为东平有25万移民，就把几个村合成一个社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这个社区经济叫做两区共建。农民进了社区就业怎么办？东平在每一个社区都培育了一个工业园区，社区和工业园区两区共建，解决了25万移民的居住搬迁和就业发展的问题。这是几个村一起发展。如果说这个村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带头人比较好，就整村发展，叫村庄股份制。有的村庄没有集体资产，又没有牵头人怎么办？就找准大户，找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动发展，发展大户型合作社。通过两区共建，村庄股份制、大户型合作社三种方式，东平把整个农村都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带动了精准脱贫，所以我觉得东平直路就是产权引领之路。
东平改革成效有三个，第一个，25万移民，我5月份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上访。第二个新型的农村社区拔地而起，改变了黄河滩区，渔民的居住的问题，若干个产业园开始了正常运作。第三，大部分村庄都有了集体经济，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崛起了，特别是集体经济。我们一直在和东平合作。五年前，没有一个村庄有集体经济，他们的县委书记头疼不得了，经过这五年发展，基本上村村都有了集体经济。以前的东平有三蠹：改革难，移民男，发展难。虽然有难度，但东平改革发展的速度相当快。我第一次是头一年的冬天去谈合作，第二年夏天社区就拔地而起。所以有些专家就说，东平的改革，东平的发展创造了东平的高度。我们认为，东平的探索是贫困地区以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东平标本。
第四个是新兴，我们觉得新兴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中国样本。新兴像全国很多很多地方一样，面临着两个大难题，一个大难题就是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有些地方商贸发展很好，有些地方工业发展不错，有些地方纯粹是农村，但是三产融合好的很少有案例。很多地方在我看来企业挣了大钱，农民得了一些小钱，都是二产业工业带动三产，一产是个包袱。
但是新兴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二三产融合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新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企业温氏集团，正因为有温氏企业，加上以温氏为首的一大批农业企业，所以他们一产优先，用一产引领接二连三，用一产带动二产的发展，二产联动三产发展，实现了产业之间的共生。这是新兴的一个大特点。第二，企业主位，企业主位来助推农企一体化，新兴企业把自己生产车间与农户，新兴大户融合在一起，把生产车间前移到了农户，实现了主体的共生。第三是机制创新，很多企业跟农民之间的合作，我刚才说企业赚大钱，风险由农民承担。但是新兴的企业发展，不是风险共担，而是有风险企业先承担，特别是养鸡，如果鸡价下跌了，这个温氏集团以及其他企业可以自己不要利润，转让给农户。这样，农户跟企业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第二是利益共享，赚了钱以后，温氏集团及其他企业有一次分红，二次分红的方式，利润与农户共享。另外还有多元驱动，产业与整个新兴县实现了发展共生。所以我觉得，新兴之路是一种共创、共荣、共享、共生之路，新兴走出来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一产独立，农业作为财富，这是很少有地方做到的。所以我们认为，新兴之路就是融合共生，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中国样本。
以上这四个典型有几个共同经验值得分享。第一是以产权改革为动力。四个点都是产权为切入点，以产权为推手。第二是以机制建构为手段，所有一二三产也好，各个新兴经营主体跟农民也好，都是以机制建构为手段。第三，这两个改革盘活了整个农村的资源。第四，在发展过程中间，以共赢共享为目标。所以我认为这四个典型是中西部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之路。
凤凰网主笔 张弘 整理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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