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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他缔造了哈佛：查尔斯·W.艾略特传》
作者：亨利·詹姆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艾略特怎样缔造哈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战略发展目标，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和结果。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形成受家世、教育背景和欧洲游历经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自由选修制，具体包括赋权学生以养责任感、专业化教学以发展学术、实用科目以应社会。
国际权威排名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和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名的历年世界大学排名均显示，哈佛大学无可置疑的享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霸主地位。2005-2009年QS和THE共同发布的排名结果显示，哈佛大学居世界大学首位；接下来两年QS发布的结果，哈佛大学的世界排名均为第2；THE发布的2010—2011年排名中，哈佛大学仍然傲居首位，2012年THE大学声望评比，哈佛居首位。哈佛大学今天的辉煌源于历史，几位睿智校长如埃利奥特、洛威尔、柯南特、博克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逐步造就了它首屈一指的地位，其中又以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的功绩居首位。正是他的思想和实践扭转了哈佛大学的困境，使其成功地从一所地区性院校成长为一所国家性大学，为哈佛大学今后的国际教育界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我国十二五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此时追溯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的成长轨迹，研究其校长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的形成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1834-1926）是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校长（1869—1909）。他虽然称不上是哈佛最伟大的毕业生，却是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他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自由选修制上，具体包括赋权学生以养责任感；专业化教学以增学术；实用科目以应社会。赋权学生是自由选修制理念的起点，专业化教学是自由选修制实施的保证，而实用科目是自由选修制实施的必然结果。
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世、教育背景和欧洲游历经历密不可分。首先，出生于哈佛世家的事实使他与哈佛有了“同命运、共呼吸”的“不解之缘”。他本人是哈佛大学1853届毕业生。祖父（samuel Eliot）曾出资在哈佛大学建设立了希腊文的教授席位，父亲是哈佛大学前任财务长，堂兄是哈佛学监之一，哈佛大学诺顿教授及蒂克纳教授是他的姻亲，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是他的表哥。他的第一次婚姻虽因妻子病逝而短暂结束，却使他成为哈佛大学基督道德教授皮博迪的姻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堂弟艾略特也曾在哈佛求学。这些与哈佛和哈佛教授的渊源毋庸置疑影响了他对哈佛各方面的理解。
其次，埃利奥特早年受教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和求学于哈佛的教育背景使他对于旧式的教育有了切身的体验和感悟。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留给他的是学校的体罚和与爱尔兰男孩打架的记忆。15岁时（1849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埃利奥特和同学普遍憎恨当时的课程。1853届哈佛本科生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修辞（作文、讲演、逻辑）、历史、化学、法语、自然历史、理性和道德哲学、物理、政治经济学、宪法、自然及显性宗教。虽然19世纪50年代的哈佛大学课程中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有一门选修课，但若多选一门，这第二门则被认为是“额外”课并不计入学分。埃利奥特不喜欢当时所受的本科教育，但个性和家庭环境极大地促使他鞭策自己，同时受当时广为尊崇的按成绩优劣排序决定毕业典礼上发言先后的做法激励，他仍然认真预备那些“乏味”和“无用”的课程。当时的成绩评定原则不仅包括所有科目的每日背诵情况，甚至包括个人举止表现。他毕业后进入了化学教授库克的个人实验室，观察实验过程并探索知识，对他的本科阶段的学习影响深远。库克教授是哈佛1848届毕业生，有一年欧洲经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他充满热情和奉献精神，热心于推进知识和学院的发展。他在背诵要求之外，增加了在全班面前进行试验并讲授，还带领学生参观附近工厂所应用的化学原则。埃利奥特大一的时候，这门课并不是必修课，但整个年级都来上课。这种探究式教学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90岁寿辰时他还对此深怀感谢之意，并从他执掌哈佛后实行的本科教学改革可见这种教学方式对他的影响。
最后，游历欧洲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的经历，开阔了他对于教学和教师学术的认识。1863年他首先到达巴黎，他认为法国的化学讲座比较初级，没有哈佛的深度，因而将目光主要投向法国初级到高级的各类科学和教育机构。参加各类公共讲座，阅读这些机构相关内容。善于应用的习惯、具有的精力和超群的记忆力使得他自我建设计的调研对后来进行哈佛本科教育改革极具指导意义。法国的经历使得他惊讶于这些高水平学者不仅从事教学，而且进行研究。在德国他慕名选择去马尔堡（Marburg）拜访化学家克比（Hermann Kolbe），听取其讲座，并在化学家的实验室连续工作了7星期。他认为，法国大学教学质量高，容量大。巴黎大学的化学学科包括50个讲座，其他不同科目也有45-65个讲座。在此他见证了选修制的优势，它具有美国大学所不及的丰富、实用的教学内容以及多样的教学方法，这些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持的哈佛本科教育改革。
二、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
1.赋权学生以培养责任感
正如弗莱克斯纳所主张的，大学生必须对自己、对所学学科、对自己的学习方式负责。埃利奥特听过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认为“积极的个人责任意识即是民主社会的正义，又是对民主制度的维护，只有通过个人自由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责任感”。埃利奥特在1869年的传统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不传统”的演讲，“19或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最喜欢什么，什么最适合他”，“校长不能将其意见强加于任何人。大学永远不能有独裁者（Dictator）。学习永远是共和性质的（Republican）”。埃利奥特决心改变古典必修课程，实行自由选修制，使之成为“由学生自己选择的，经过精心计划过的许多科目的学习，有部分形式上指导，但主要是顺乎本性和兴趣的许多教学课程”。
埃利奥特认为：“旧式必修课为所有人制定了一样的课程，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也不会经验任何责任感。正如其他事一样，学生只有拥有自由，才能具备自我引导和自我控制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对于大学来说，具备好的选修制能够提供多样的教学，为学生进行日常指导，进行严格考试。经验已经证明美国大学入学生具备了智力和品性，足以收获担当责任而得到的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益处。”
他认为，任何人，无论孩童还是成人，手工或脑力劳动者，总是会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加倍努力并取得更多成绩。本科教育的自由选修制可以使“各类学生各得其所”。选修制“广泛而复杂，同时有序、有规划、有全面规则制约”。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从中获益：对于有学业抱负的学生个体来说，选修制能够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能够较快地使其有所创新，促进知识领域的发展。对于没有学业抱负的学生来说，他的全部课程会和大部分美国高校的课程相似，还是原来的古典课程，可以继续在中学里学过的课程，或者可能比任何雄心万丈的学生所选的课都要更加多样化。根据个人对学科和教师兴趣度选择的课程，使学生比在旧式课程制下更加用功。对于不认真的学生来说，他会回避高级课程而偏好那些基础性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他无疑会选择那些他最感兴趣的，或选择那些教学经验不丰富、不太严格、心慈手软的教师，认为这样就可使自己免于重责。他也会研究课程表，避免选择那些时间不合适的课程。总之，他会选择在他看来能够确保其顺利毕业的课程，并为此求教于那些高年级学生。对于最后一类智力发展迟缓的学生来说，选修制是他们的福音。旧式必修课程不能为这些迟缓的学生提供发展机会。而范围广泛的选修制则为其提供了成就机会。选修制不等同于让学生具有“无所事事”的自由。学生自己选课，但课程量是定制的，通过定期测试、论文、实验室工作和师生间经常性会面来考察学习情况。
在埃利奥特看来，必须给予学生选课的自由，只有具备选择的自由，才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不同类型的学生都需要自由选课，他们也已经具备了选课的能力，而自由选修制正是赋权给学生，能够培养他们责任感的本科课程制度。
2.专业化教学以增强学术修养
美国高校早期的课程科目承袭了欧洲古典“七艺”，通常是由一位教师承担一个年级的多门课。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论述的，教学工作是此时的大学唯一的职能。这种由一位老师承担多门课程，他的工作只是要求学生背诵课本内容的教学，无专业化可言。这种教学局面从哈佛建校之初一直盛行，至1828年达至全盛。当时大学的职能就是要“训练心智”和“装备心灵”，是传播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的场所。
19世纪60年代之前也就是埃利奥特在哈佛实行自由选修制前，相当多高校的教师因循守旧，教学活动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有教师在校外做讲座，或者编写大学和中学教材，还有的兼做牧师从事讲道”。其时的高校缺乏可以鼓励教师发展“高深学问”的环境，“偶尔出现个别教师深度探寻真理，也只是完全出于个人天分和爱好”。
1869年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实行的自由选修制使得教师进行专业化教学。“教师致力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否则，自由选修制下的学生可能不会去选择这门课。”教学方式“开始改变以往的简单背诵和讲授做法”。背诵只是“检查”学生，而不是“教”学生；而简单的讲授则过于“消极被动”。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对话式教学，提问学生并做解释说明，并发展其在特定领域的学术。因为见证了法国大学教师进行科研的实例，实地经历了德国大学教授的实验探究，他对教学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教师不再是过去的‘全科教师’，而是受到特定领域的培训，并且按学系或专业重组，其知识由广博转向精深；助理教授和教授的任命是看其进行持续、创造性的学术工作的能力。”对于教师的学术，他认为“大学要推进新知识，而大学里的学识之士，确实应该使自己的名字为人所知，但不是被千万大众，而是几个自己的学生或是所研究的对象”。
专业化的教学改变了，传统的学院里一名教授讲授多门课程，虽有广博的知识但并不精深。随着学科的分化，课程剧增，自由选修制的实施有了充足科目的保证。此外，以学科为基础划分的教学组织得以产生。不同学科教师的专业团体也依领域不同而相应成立。这些学术团体和组织将全校及全美相关研究人员联系起来，进一步促进了研究的发展。
3.实用科目以适应社会
殖民地时期美国高校科目的建设置原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与经济发展无关。建设立大学是帮助那些“十四五岁男孩子过渡到成年”。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员”和“牧师”。但是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以及国务卿马歇尔都没有学士学位。
大学教育不仅似乎与政治领袖无关，与财富似乎也无必然联系。美国当时的富豪如格雷、达比、坡肯斯、阿坡乐顿、劳伦斯没有一位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成功似乎告诉年轻人致富之路在于投身工作而不是泡图书馆。
大学从“象牙塔”走出来的直接推手是1862年以及1890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内战后的美国对于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大学需要不同程度地对市场做出反应，否则就可能遭遇“不实用就死亡”的下场。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无用之学”，不再是发财或从政之路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逐渐成为进入特定行业的必要条件。
对于大学课程的建设置，埃利奥特于1869年初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新教育：它的组织》一文中，明确对时代要求做出回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用的大学课程思想，也正是这篇轰动当时的文章促成了他后来执掌哈佛，并进而实行自由选修课程的大学课程改革，文中指出“美国的物质建设需要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家和制造者，大学应该培养输送相应的人才”。
埃利奥特实行的自由选修课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科学课程。他从四年级开始往一年级实行选修制，到了1885年，必修课只有英语作文、法语或德语。对此，他是满意地概述：“没有任何一门以往的专有主课，如希腊文、拉丁文、数学、逻辑、形而上学，还被要求必修：没有特定的课程组合或课程选择是由教师给出。”1906年哈佛又开建设了新课——社会道德，回应学生对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
“社会需要受过实用科目训练的人才。”实用科目的增多可从增加的新的系别看出。1907-1908年埃利奥特的校长年度报告显示。1868-1869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部的教学系别为16个，1908-1909年则为27个，增加的新系别有：教育、建筑、林业、矿物学、生理学。同时，一些实用系科从无到有，并增加了师资。以经济和商业系为例，1868年没有这一系别，1888年的任课教师为4人，其中1名为教授，而至1908年的授课教师增至36人，5人为教授。
三、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于高等教育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的影响。教师的角色、学术和考核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教师的角色由旧时的纪律维持者、行为规范者和背诵检查者。转为现代意义上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创建者。教师的学术不再是过去那种毫无挑战的全科知识传授者，而成为专门课程的探究者。背诵式教学方法除了在语言教学上，已经基本绝迹，不断增多的讲授制的已经由量多转为质高，实验室教学法已被引入并占据相当大比例，对于助理教授和教授的任命主要是看是否具备进行持续、创造性学术工作的能力。
对于学生的影响就是真正给予他们学习的自由。当历史专业学生总结人类最大的成就时他会认为是这些选修制解除了恐惧和压迫，这些成就可能会最恒久永存。1892届的哈佛毕业生勒蒙特，1946年回想当时大学带给他的快乐，首先提到的是提供了广博的学习和思想宝库，其次是大学的自由氛围。
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对哈佛大学的影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美国19世纪60年代大学校长的作为可以促成100多年后的辉煌，我国历史上20世纪早期也出现了如蔡元培、梅贻琦等卓越大学校长，但也有100多年建校历史的我们，至今还处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我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校可以扩招，跨越式进入到大众化阶段，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也可以通过建设定时限而实现？哈佛大学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位卓越校长的思想和实践，而研究其中最伟大的校长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或许是那至千里的“硅步”。
作者：高黎 汪霞
摘自《他缔造了哈佛：查尔斯·W.艾略特传》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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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的形成
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1834-1926）是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校长（1869—1909）。他虽然称不上是哈佛最伟大的毕业生，却是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他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自由选修制上，具体包括赋权学生以养责任感；专业化教学以增学术；实用科目以应社会。赋权学生是自由选修制理念的起点，专业化教学是自由选修制实施的保证，而实用科目是自由选修制实施的必然结果。
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世、教育背景和欧洲游历经历密不可分。首先，出生于哈佛世家的事实使他与哈佛有了“同命运、共呼吸”的“不解之缘”。他本人是哈佛大学1853届毕业生。祖父（samuel Eliot）曾出资在哈佛大学建设立了希腊文的教授席位，父亲是哈佛大学前任财务长，堂兄是哈佛学监之一，哈佛大学诺顿教授及蒂克纳教授是他的姻亲，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是他的表哥。他的第一次婚姻虽因妻子病逝而短暂结束，却使他成为哈佛大学基督道德教授皮博迪的姻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堂弟艾略特也曾在哈佛求学。这些与哈佛和哈佛教授的渊源毋庸置疑影响了他对哈佛各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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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游历欧洲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的经历，开阔了他对于教学和教师学术的认识。1863年他首先到达巴黎，他认为法国的化学讲座比较初级，没有哈佛的深度，因而将目光主要投向法国初级到高级的各类科学和教育机构。参加各类公共讲座，阅读这些机构相关内容。善于应用的习惯、具有的精力和超群的记忆力使得他自我建设计的调研对后来进行哈佛本科教育改革极具指导意义。法国的经历使得他惊讶于这些高水平学者不仅从事教学，而且进行研究。在德国他慕名选择去马尔堡（Marburg）拜访化学家克比（Hermann Kolbe），听取其讲座，并在化学家的实验室连续工作了7星期。他认为，法国大学教学质量高，容量大。巴黎大学的化学学科包括50个讲座，其他不同科目也有45-65个讲座。在此他见证了选修制的优势，它具有美国大学所不及的丰富、实用的教学内容以及多样的教学方法，这些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持的哈佛本科教育改革。
二、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
1.赋权学生以培养责任感
正如弗莱克斯纳所主张的，大学生必须对自己、对所学学科、对自己的学习方式负责。埃利奥特听过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认为“积极的个人责任意识即是民主社会的正义，又是对民主制度的维护，只有通过个人自由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责任感”。埃利奥特在1869年的传统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不传统”的演讲，“19或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最喜欢什么，什么最适合他”，“校长不能将其意见强加于任何人。大学永远不能有独裁者（Dictator）。学习永远是共和性质的（Republican）”。埃利奥特决心改变古典必修课程，实行自由选修制，使之成为“由学生自己选择的，经过精心计划过的许多科目的学习，有部分形式上指导，但主要是顺乎本性和兴趣的许多教学课程”。
埃利奥特认为：“旧式必修课为所有人制定了一样的课程，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也不会经验任何责任感。正如其他事一样，学生只有拥有自由，才能具备自我引导和自我控制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对于大学来说，具备好的选修制能够提供多样的教学，为学生进行日常指导，进行严格考试。经验已经证明美国大学入学生具备了智力和品性，足以收获担当责任而得到的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益处。”
他认为，任何人，无论孩童还是成人，手工或脑力劳动者，总是会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加倍努力并取得更多成绩。本科教育的自由选修制可以使“各类学生各得其所”。选修制“广泛而复杂，同时有序、有规划、有全面规则制约”。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从中获益：对于有学业抱负的学生个体来说，选修制能够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能够较快地使其有所创新，促进知识领域的发展。对于没有学业抱负的学生来说，他的全部课程会和大部分美国高校的课程相似，还是原来的古典课程，可以继续在中学里学过的课程，或者可能比任何雄心万丈的学生所选的课都要更加多样化。根据个人对学科和教师兴趣度选择的课程，使学生比在旧式课程制下更加用功。对于不认真的学生来说，他会回避高级课程而偏好那些基础性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他无疑会选择那些他最感兴趣的，或选择那些教学经验不丰富、不太严格、心慈手软的教师，认为这样就可使自己免于重责。他也会研究课程表，避免选择那些时间不合适的课程。总之，他会选择在他看来能够确保其顺利毕业的课程，并为此求教于那些高年级学生。对于最后一类智力发展迟缓的学生来说，选修制是他们的福音。旧式必修课程不能为这些迟缓的学生提供发展机会。而范围广泛的选修制则为其提供了成就机会。选修制不等同于让学生具有“无所事事”的自由。学生自己选课，但课程量是定制的，通过定期测试、论文、实验室工作和师生间经常性会面来考察学习情况。
在埃利奥特看来，必须给予学生选课的自由，只有具备选择的自由，才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不同类型的学生都需要自由选课，他们也已经具备了选课的能力，而自由选修制正是赋权给学生，能够培养他们责任感的本科课程制度。
2.专业化教学以增强学术修养
美国高校早期的课程科目承袭了欧洲古典“七艺”，通常是由一位教师承担一个年级的多门课。正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论述的，教学工作是此时的大学唯一的职能。这种由一位老师承担多门课程，他的工作只是要求学生背诵课本内容的教学，无专业化可言。这种教学局面从哈佛建校之初一直盛行，至1828年达至全盛。当时大学的职能就是要“训练心智”和“装备心灵”，是传播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的场所。
19世纪60年代之前也就是埃利奥特在哈佛实行自由选修制前，相当多高校的教师因循守旧，教学活动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有教师在校外做讲座，或者编写大学和中学教材，还有的兼做牧师从事讲道”。其时的高校缺乏可以鼓励教师发展“高深学问”的环境，“偶尔出现个别教师深度探寻真理，也只是完全出于个人天分和爱好”。
1869年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实行的自由选修制使得教师进行专业化教学。“教师致力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否则，自由选修制下的学生可能不会去选择这门课。”教学方式“开始改变以往的简单背诵和讲授做法”。背诵只是“检查”学生，而不是“教”学生；而简单的讲授则过于“消极被动”。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对话式教学，提问学生并做解释说明，并发展其在特定领域的学术。因为见证了法国大学教师进行科研的实例，实地经历了德国大学教授的实验探究，他对教学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教师不再是过去的‘全科教师’，而是受到特定领域的培训，并且按学系或专业重组，其知识由广博转向精深；助理教授和教授的任命是看其进行持续、创造性的学术工作的能力。”对于教师的学术，他认为“大学要推进新知识，而大学里的学识之士，确实应该使自己的名字为人所知，但不是被千万大众，而是几个自己的学生或是所研究的对象”。
专业化的教学改变了，传统的学院里一名教授讲授多门课程，虽有广博的知识但并不精深。随着学科的分化，课程剧增，自由选修制的实施有了充足科目的保证。此外，以学科为基础划分的教学组织得以产生。不同学科教师的专业团体也依领域不同而相应成立。这些学术团体和组织将全校及全美相关研究人员联系起来，进一步促进了研究的发展。
3.实用科目以适应社会
殖民地时期美国高校科目的建设置原本就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与经济发展无关。建设立大学是帮助那些“十四五岁男孩子过渡到成年”。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员”和“牧师”。但是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以及国务卿马歇尔都没有学士学位。
大学教育不仅似乎与政治领袖无关，与财富似乎也无必然联系。美国当时的富豪如格雷、达比、坡肯斯、阿坡乐顿、劳伦斯没有一位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成功似乎告诉年轻人致富之路在于投身工作而不是泡图书馆。
大学从“象牙塔”走出来的直接推手是1862年以及1890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内战后的美国对于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大学需要不同程度地对市场做出反应，否则就可能遭遇“不实用就死亡”的下场。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无用之学”，不再是发财或从政之路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逐渐成为进入特定行业的必要条件。
对于大学课程的建设置，埃利奥特于1869年初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新教育：它的组织》一文中，明确对时代要求做出回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用的大学课程思想，也正是这篇轰动当时的文章促成了他后来执掌哈佛，并进而实行自由选修课程的大学课程改革，文中指出“美国的物质建设需要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家和制造者，大学应该培养输送相应的人才”。
埃利奥特实行的自由选修课程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科学课程。他从四年级开始往一年级实行选修制，到了1885年，必修课只有英语作文、法语或德语。对此，他是满意地概述：“没有任何一门以往的专有主课，如希腊文、拉丁文、数学、逻辑、形而上学，还被要求必修：没有特定的课程组合或课程选择是由教师给出。”1906年哈佛又开建设了新课——社会道德，回应学生对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
“社会需要受过实用科目训练的人才。”实用科目的增多可从增加的新的系别看出。1907-1908年埃利奥特的校长年度报告显示。1868-1869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部的教学系别为16个，1908-1909年则为27个，增加的新系别有：教育、建筑、林业、矿物学、生理学。同时，一些实用系科从无到有，并增加了师资。以经济和商业系为例，1868年没有这一系别，1888年的任课教师为4人，其中1名为教授，而至1908年的授课教师增至36人，5人为教授。
三、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埃利奥特本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于高等教育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的影响。教师的角色、学术和考核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教师的角色由旧时的纪律维持者、行为规范者和背诵检查者。转为现代意义上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创建者。教师的学术不再是过去那种毫无挑战的全科知识传授者，而成为专门课程的探究者。背诵式教学方法除了在语言教学上，已经基本绝迹，不断增多的讲授制的已经由量多转为质高，实验室教学法已被引入并占据相当大比例，对于助理教授和教授的任命主要是看是否具备进行持续、创造性学术工作的能力。
对于学生的影响就是真正给予他们学习的自由。当历史专业学生总结人类最大的成就时他会认为是这些选修制解除了恐惧和压迫，这些成就可能会最恒久永存。1892届的哈佛毕业生勒蒙特，1946年回想当时大学带给他的快乐，首先提到的是提供了广博的学习和思想宝库，其次是大学的自由氛围。
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对哈佛大学的影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美国19世纪60年代大学校长的作为可以促成100多年后的辉煌，我国历史上20世纪早期也出现了如蔡元培、梅贻琦等卓越大学校长，但也有100多年建校历史的我们，至今还处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我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校可以扩招，跨越式进入到大众化阶段，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也可以通过建设定时限而实现？哈佛大学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位卓越校长的思想和实践，而研究其中最伟大的校长埃利奥特的本科教育思想或许是那至千里的“硅步”。
作者：高黎 汪霞
摘自《他缔造了哈佛：查尔斯·W.艾略特传》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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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口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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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他的著作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1987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1987年度伯克利奖和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书籍奖。由于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予伯克利最高奖章。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盛赞魏斐德为当代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
评点：魏斐德先生的著作，可以提供旁观者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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