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的季风书园关张，书店作为公共空间的话题，再一次被人们热议。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既是最早的民营书店从业者之一，也是很早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这一概念的先行者。刘苏里是如何解释公共空间的概念？为何谈论公共话题的客厅不属于公共空间，而同样是公共场所的餐馆也不是公共空间？近日，凤凰网《高见》专访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
人物简介：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10月，刘苏里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张弘
凤凰网《高见》：有人把上海季风书园的关张，视为公共空间的萎缩，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到底什么是公共空间，为什么不是所有公共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公共空间？
刘苏里：关于公共空间，我以前曾说过，大家在一个地方不是出于私人的目的，谈论的话题也不是私人的话题，而是一个碰撞思想、观念和想法的地方。最早谈公共空间应该是1996、1997年。一个社会开放到一定程度，或者我们讲它的现代性因素多到一定程度，文明化到一定程度，一个人群文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公共空间必然会出现。
公共空间不是谈天说地的地方，也不是家里的客厅，客厅里头可以谈政治，谈国家大事，谈天下大事，谈思想，但这不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就是大家可以随意来随意走的。餐馆也不能算做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大家在餐馆里头也谈政治，但基本上是密室政治。所以，能够谈政治也不一定是公共空间。谈密室政治，谈小道消息，然后骂人，感慨，这不是公共空间的意识话题。
公共空间讨论问题，应该是没那么正式，但比较严肃的，甚至比较系统的。议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大事情，甚至会争论，以至于它会体现在某些形式。在公共空间，一上来就是话题，顺便喝咖啡。还有上到一定的层面以后，就会表现为一些明确的方式，比如说读书会，讲座，或者说是小型的辩论，还有研讨。都是正式的，知道来的有哪些人，议程什么的，甚至某种程度新书的发布，看你发布的什么书，看你发布的主题，演讲主题是什么，这都是更加正规的形式，但是它本质、性质是一样的，他们议论的是公共话题，不像大会那么正式，但是它以很严肃的方式议论。
公共空间其实很好界定的。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好像对公共空间又开始有一点争议，讨论，还有一些误解，甚至错误的言论都出来了。
凤凰网《高见》：显而易见，公共空间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或缺。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公共空间最发达的是什么时候？
刘苏里：可以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公共空间时代，只有80年代有很短暂的六七年的时间，似乎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性比较多的社会转型，有那么一点影子，有那么一点色彩。
以现代文明标准来评判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还远没有达到产生公共空间的状态。当然我指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总体的，包括治理的文明，构成一个文明社会主要结构的组织机构，大学，研究机构，报纸媒体等等。其实造成这个局面，更大的责任实际上是某一部分人。但是问题在于，不管拿什么来度量，不管拿什么作为文明的标准，缺少公共空间的文明体，一定是较为低下的文明体。原因在于，公共空间是思想、创造力，以至于想象力很重要的发源场所。创造力、活力、想象力，都无处可藏，无处可躲，也无处发源，就算是披着现代的外衣，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社会。
公共空间本身是个思想普及的地方，早期西方的咖啡馆，包括广场都是。伦敦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讲者之角”，从19 世纪以来，每星期天下午，有人站在装肥皂的木箱上发表演说。这里确实是公民教育的场所，这个教育很复杂，比如说讨论的水平，讨论的方式等等。
大约是在2009到2013年，中国的微博有一些公共空间的意味。据说注册用户有4.5亿，一个人的粉丝可以达到几千万，比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阅读量大得多。
凤凰网《高见》：北京的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书店，上海的季风书园，大都是有理想，有情怀的知识人办的书店，大家一开始就想把它拓展成一个公共空间吗？
刘苏里：在中国，书店作为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为之。书店本来是卖书的地方，当然可以说书店成立本身是有某种表达，这个表达不是双向的。如果说双向的话，它是比较隐蔽的，书店的表达实际上被读者看到了，并且喜欢，然后对他的购买会有一定的影响，或者一定的帮助。书店陈列了，读者买，这本身形成一次互动，当然这个互动有可能是反复的，书店会根据读者的反馈调整书的摆放，调整书店的系统等等。但很大程度这是静态的，不是那么积极的。那书店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公共空间存在理由的呢？在书店里头，最早的时候搞个诗朗诵，亲子活动啊，它很大程度有商业促销的考虑。
西方很多书店是社区书店，或者说西方本身的社区概念跟我们现代社区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他们地方性的概念非常强，小到一个街区，中到一个镇，大到一个城市，再到一个国家。他们书店承载着一些功能，是跟人与社区本身的建设，或者说社区情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没有。本来，公共空间更多的是表现在咖啡馆里头，广场上，甚至大学课堂。问题在于，当那些东西不存在的时候，书店就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哪怕就站在这聊天，也算是跟公共空间是相连的。其实往前追踪，公共空间的意义也更早。不说别的吧，像1988年开业的北京的三味书屋（还有三味书屋老板刘元生老师的女儿开的书店），讲座比较多，这是比较早的带有公共空间性质的先锋。后来，民营学术书店这方面的功能慢慢多起来了，当年风入松、国林风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场所，搞活动的时候，前面的茶馆腾出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
书店成为公共空间，首先是被赋予的，我不认为是哪一家书店很主动的要打造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比如我们没有言谈场所，咱们就到书店的咖啡馆，或者到书店的茶室。由于它降生的特点是被赋于公共空间的特征和功能，使得这个公共空间本身的成长是双方塑造的，赋予它功能的那股力量。被赋于之后慢慢开始觉醒，自觉地维系这种功能。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两个因素都有，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给书店带来商业上的利益。一方面就是说，显示或者体现书店的品位，书店的追求甚至理想等等。
凤凰网《高见》：民营学术书店被赋予公共空间的角色，有一段时间确实比较辉煌，也确实能够聚拢人气。那这种角色是从何时开始衰落的？
刘苏里： 1994年到2004年，是书店被赋予公共空间角色比较明显的时候，这种风气是大范围的，全国性的。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回顾性的了。很多书店有亲子活动，也有诗朗诵。但是他们的诗朗诵已经不是黑大春来了，不是食指来了，他们邀请的民谣歌手已经不再是那些人了。内容变了，形式可能还没变。
因此，公共空间不是从季风衰落的，是2003年以后就衰落了。黄金时期前半部分，很大部分是秉着80年代中后期的遗韵。实际是因为有一批先辈，而那些人当时都很年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90年代初接续和深化之前的精神传统没有那么困难。那时候报纸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书店所充当的被赋予的公共空间的角色。
凤凰网《高见》：近年来，一些民营学术书店也获得了一些补贴和扶持，其中得失，应如何看待？
刘苏里： 谈两点，第一，民营书店应该享受国民待遇，和新华书店权利平等；第二，独立书店该不该拿补贴不是问题，问题是独立书店是怎么才能存活。从2004年，所谓独立书店，因其独立所以能活，行业里头有些人实际上是讨厌我的，因为他们知道，这家伙脑子里想的就是大家不能拿补贴。在行业里头，暗地里是有争议的。现在是因为各种政策的原因，要没有政策，国营书店早死光了。他们是因为政策，因为历史原因，还有占的地段、资产，才活到现在。
显然书店还是个生意，构成生意那为什么要扶持，尤其是独立书店。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刘易斯·布兹比在他《书店的灯光》当中讲，独立书店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它体现在什么方面？怎么就成基石了？刘易斯·布兹比的话，我是非常赞同的，一定有某些特别的品格，才使得独立书店能担当得起这个角色。
从第三极书局倒闭之后我就不关心这个行业了，但是我持续关心的就一件事，国民待遇。对书店普惠式的免税，做了一些工作，鼓动两会的委员提案。普惠的东西很好，不分甲乙丙丁，民营国营，大小。与其补贴书店，不如减税。
编者按：上海的季风书园关张，书店作为公共空间的话题，再一次被人们热议。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既是最早的民营书店从业者之一，也是很早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这一概念的先行者。刘苏里是如何解释公共空间的概念？为何谈论公共话题的客厅不属于公共空间，而同样是公共场所的餐馆也不是公共空间？近日，凤凰网《高见》专访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
人物简介：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10月，刘苏里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张弘
凤凰网《高见》：有人把上海季风书园的关张，视为公共空间的萎缩，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到底什么是公共空间，为什么不是所有公共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公共空间？
刘苏里：关于公共空间，我以前曾说过，大家在一个地方不是出于私人的目的，谈论的话题也不是私人的话题，而是一个碰撞思想、观念和想法的地方。最早谈公共空间应该是1996、1997年。一个社会开放到一定程度，或者我们讲它的现代性因素多到一定程度，文明化到一定程度，一个人群文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公共空间必然会出现。
公共空间不是谈天说地的地方，也不是家里的客厅，客厅里头可以谈政治，谈国家大事，谈天下大事，谈思想，但这不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就是大家可以随意来随意走的。餐馆也不能算做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大家在餐馆里头也谈政治，但基本上是密室政治。所以，能够谈政治也不一定是公共空间。谈密室政治，谈小道消息，然后骂人，感慨，这不是公共空间的意识话题。
公共空间讨论问题，应该是没那么正式，但比较严肃的，甚至比较系统的。议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大事情，甚至会争论，以至于它会体现在某些形式。在公共空间，一上来就是话题，顺便喝咖啡。还有上到一定的层面以后，就会表现为一些明确的方式，比如说读书会，讲座，或者说是小型的辩论，还有研讨。都是正式的，知道来的有哪些人，议程什么的，甚至某种程度新书的发布，看你发布的什么书，看你发布的主题，演讲主题是什么，这都是更加正规的形式，但是它本质、性质是一样的，他们议论的是公共话题，不像大会那么正式，但是它以很严肃的方式议论。
公共空间其实很好界定的。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好像对公共空间又开始有一点争议，讨论，还有一些误解，甚至错误的言论都出来了。
凤凰网《高见》：显而易见，公共空间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或缺。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公共空间最发达的是什么时候？
刘苏里：可以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公共空间时代，只有80年代有很短暂的六七年的时间，似乎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性比较多的社会转型，有那么一点影子，有那么一点色彩。
以现代文明标准来评判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还远没有达到产生公共空间的状态。当然我指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总体的，包括治理的文明，构成一个文明社会主要结构的组织机构，大学，研究机构，报纸媒体等等。其实造成这个局面，更大的责任实际上是某一部分人。但是问题在于，不管拿什么来度量，不管拿什么作为文明的标准，缺少公共空间的文明体，一定是较为低下的文明体。原因在于，公共空间是思想、创造力，以至于想象力很重要的发源场所。创造力、活力、想象力，都无处可藏，无处可躲，也无处发源，就算是披着现代的外衣，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社会。
公共空间本身是个思想普及的地方，早期西方的咖啡馆，包括广场都是。伦敦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讲者之角”，从19 世纪以来，每星期天下午，有人站在装肥皂的木箱上发表演说。这里确实是公民教育的场所，这个教育很复杂，比如说讨论的水平，讨论的方式等等。
大约是在2009到2013年，中国的微博有一些公共空间的意味。据说注册用户有4.5亿，一个人的粉丝可以达到几千万，比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阅读量大得多。
凤凰网《高见》：北京的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书店，上海的季风书园，大都是有理想，有情怀的知识人办的书店，大家一开始就想把它拓展成一个公共空间吗？
刘苏里：在中国，书店作为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为之。书店本来是卖书的地方，当然可以说书店成立本身是有某种表达，这个表达不是双向的。如果说双向的话，它是比较隐蔽的，书店的表达实际上被读者看到了，并且喜欢，然后对他的购买会有一定的影响，或者一定的帮助。书店陈列了，读者买，这本身形成一次互动，当然这个互动有可能是反复的，书店会根据读者的反馈调整书的摆放，调整书店的系统等等。但很大程度这是静态的，不是那么积极的。那书店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公共空间存在理由的呢？在书店里头，最早的时候搞个诗朗诵，亲子活动啊，它很大程度有商业促销的考虑。
西方很多书店是社区书店，或者说西方本身的社区概念跟我们现代社区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他们地方性的概念非常强，小到一个街区，中到一个镇，大到一个城市，再到一个国家。他们书店承载着一些功能，是跟人与社区本身的建设，或者说社区情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没有。本来，公共空间更多的是表现在咖啡馆里头，广场上，甚至大学课堂。问题在于，当那些东西不存在的时候，书店就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哪怕就站在这聊天，也算是跟公共空间是相连的。其实往前追踪，公共空间的意义也更早。不说别的吧，像1988年开业的北京的三味书屋（还有三味书屋老板刘元生老师的女儿开的书店），讲座比较多，这是比较早的带有公共空间性质的先锋。后来，民营学术书店这方面的功能慢慢多起来了，当年风入松、国林风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场所，搞活动的时候，前面的茶馆腾出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
书店成为公共空间，首先是被赋予的，我不认为是哪一家书店很主动的要打造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比如我们没有言谈场所，咱们就到书店的咖啡馆，或者到书店的茶室。由于它降生的特点是被赋于公共空间的特征和功能，使得这个公共空间本身的成长是双方塑造的，赋予它功能的那股力量。被赋于之后慢慢开始觉醒，自觉地维系这种功能。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两个因素都有，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给书店带来商业上的利益。一方面就是说，显示或者体现书店的品位，书店的追求甚至理想等等。
凤凰网《高见》：民营学术书店被赋予公共空间的角色，有一段时间确实比较辉煌，也确实能够聚拢人气。那这种角色是从何时开始衰落的？
刘苏里： 1994年到2004年，是书店被赋予公共空间角色比较明显的时候，这种风气是大范围的，全国性的。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回顾性的了。很多书店有亲子活动，也有诗朗诵。但是他们的诗朗诵已经不是黑大春来了，不是食指来了，他们邀请的民谣歌手已经不再是那些人了。内容变了，形式可能还没变。
因此，公共空间不是从季风衰落的，是2003年以后就衰落了。黄金时期前半部分，很大部分是秉着80年代中后期的遗韵。实际是因为有一批先辈，而那些人当时都很年轻，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90年代初接续和深化之前的精神传统没有那么困难。那时候报纸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书店所充当的被赋予的公共空间的角色。
凤凰网《高见》：近年来，一些民营学术书店也获得了一些补贴和扶持，其中得失，应如何看待？
刘苏里： 谈两点，第一，民营书店应该享受国民待遇，和新华书店权利平等；第二，独立书店该不该拿补贴不是问题，问题是独立书店是怎么才能存活。从2004年，所谓独立书店，因其独立所以能活，行业里头有些人实际上是讨厌我的，因为他们知道，这家伙脑子里想的就是大家不能拿补贴。在行业里头，暗地里是有争议的。现在是因为各种政策的原因，要没有政策，国营书店早死光了。他们是因为政策，因为历史原因，还有占的地段、资产，才活到现在。
显然书店还是个生意，构成生意那为什么要扶持，尤其是独立书店。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刘易斯·布兹比在他《书店的灯光》当中讲，独立书店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它体现在什么方面？怎么就成基石了？刘易斯·布兹比的话，我是非常赞同的，一定有某些特别的品格，才使得独立书店能担当得起这个角色。
从第三极书局倒闭之后我就不关心这个行业了，但是我持续关心的就一件事，国民待遇。对书店普惠式的免税，做了一些工作，鼓动两会的委员提案。普惠的东西很好，不分甲乙丙丁，民营国营，大小。与其补贴书店，不如减税。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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