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内容简介: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这位自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小姐,爱唱歌、跳舞,不论苏格兰舞、英吉利茲舞,还是俄罗斯民间舞,她都能翩翩起舞,展现婀娜多姿、优雅动人的俄罗斯风情。奥兰多•费吉斯通过“娜塔莎之舞”,重新诠释《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介绍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以散文般的优美笔触再现广袤质朴、包容一切的俄罗斯。
本书通过对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讨论,探索俄罗斯文化中欧洲文明与民间元素之间的分歧,“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以及贵族上流社会和底层农村民众间的分裂。书中更进一步讨论“俄罗斯灵魂”和“俄罗斯性”的建构与表现,揭示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習惯、民间艺术、宗教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一幅充满戏剧性的细节、辉煌炫丽的文化长卷。
作者简介: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英国人,生于195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俄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政治经济,他都烂熟于心,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如《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人民的悲剧》《克里米亚战争》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并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
“文明”与“本土”之间的俄罗斯文化
奥兰多·费吉斯
娜塔莎之舞的核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文化。1812年战争是两者第一次联手推动了民族的形成。受到了农奴爱国热情的鼓舞,娜塔莎那一代的贵族开始突破他们自身阶层的外国传统,转而寻求一种建立在“俄罗斯”原则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这两个世界的复杂互动,对民族意识以及19世纪的所有艺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并不意味着,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是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俄罗斯太复杂,社会分隔严重,政治上过于分歧,地理定义太不明晰,也许还失之辽阔这些都使得其民族传统不可能是单一文化。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古老的莫斯科公国蕴含着某种历史意义上的俄罗斯,直到18世纪彼得大帝生搬来欧洲文明的那一套之前,它与西方迥然有异。俄罗斯气质,它是一套本土的习俗与信念,一种内在、情感、本能。它一代代传承,有助于塑造人们的个性,维系共同体的黏合。事实证明,这种捉摸不定的气质比任何俄罗斯政府都更持久、更有意义。我的目的不是去否定这种民族意识,而是指出,人们对它的领会要借助于各种神话(myths)。知识阶层被推动着去做欧洲人,通过文学与艺术,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俄国性”,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穿这些作品的虚构性,而是去探索、去解释它们对塑造俄国民族意识所拥有的非凡力量。
围绕着对俄罗斯的民族想象,涌现了19世纪几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斯拉夫派、西化派、民粹派、斯基泰派。斯拉夫派是典型。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斯拉夫主义影响了政府对自由贸易和对外政策的立场,也影响了乡绅对国家和农民的态度。作为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斯拉夫派采用特定的谈话与衣着方式、社会交往和行为准则,有所区别的建筑与室内设计风格,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学与艺术品位。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这些文化样式经常被视为“纯正俄罗斯风味”。但这种认识也是一种神话:异域俄国的神话。如果说有一种神话需要驱除,那就是这种将俄罗斯视为异域和他方的观点。俄罗斯传统中那些伟大的文化人物,如卡拉姆津、普希金、格林卡、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还有爱森斯坦,他们不仅仅是“俄国人”,也同样是欧洲人。这两种身份紧密融合,互相依赖。和这些文化人一样,不管俄国人多么努力想要压抑这两种身份中的一个,这仍然是不可能的。
对那些欧化的俄国人来说,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两种且非常不同。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和舞厅,以及宫廷或剧院的公开场合,他们非常“得体”(comme il faut):几乎像演员一样展示自己的欧洲风范。但是在不那么正式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也许是下意识地,他们自然而然地又成了俄罗斯人。解读这样的习惯是本书的目标之一。通过艺术作品和小说、日记和信件、回忆录和法令文件等材料,作者力图掌握俄罗斯身份认同的结构方式。
摘自《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作者导言
本期推荐
《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
主编:梁禾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魏斐德(1937-2006),是与孔飞力、史景迁齐名的美国汉学三杰之一,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奠基者之一。今年12月是他诞辰80周年,人民出版社特邀他的遗孀梁禾撰文并编选了这本纪念文集,谨以此纪念这位享誉世界史学界的美国历史学家。 本书分为上下编,上编:我与斐德,梁禾以饱蘸深情的文字回忆了她与魏斐德相识相爱相伴的人生故事;下编:怀念斐德,收录了魏斐德生前好友学生和学界同仁的回忆文章,如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美国著名的俄苏专家史蒂芬·柯恩、罗马尼亚知名作家马内阿、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周锡瑞和哈佛大学副校长欧立德,以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等。附录收入魏斐德25岁时写毕的论文《马克·布洛赫》,清晰地展示了人生观对历史学家的意义。本书所收文章无不情深意长,生动的文字背后不仅蕴含着爱人和老友故知对魏斐德的眷眷思念,更为读者展现了其壮阔丰富的人生情怀、追求卓越深邃的学术品格和谦逊温暖的人格魅力。
评点:梁禾与魏斐德作为“灵魂伴侣”之间的精神共鸣令人神往,魏斐德病逝之前对梁禾的不舍真情流露令人感动。一代汉学大家的人品风范,在书中得到的鲜明体现。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作者:(美)伊斯特万·迪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3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作者通过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考察了这三个主题。他们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是与占领者合作呢,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幸存呢,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抵抗者呢?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作者讨论了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对那些切实的或可疑的战争罪犯以及战时合作者的肃清,这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暴力、驱逐,以及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法庭上进行的司法审判。本书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战时和战后的种种道德因果。
评点:在暴力和杀戮的威胁下,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不同的代价和后果,在人性的怯懦和助纣为虐之间恪守怎样的底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2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收入作者专论五四的十一篇文章,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可即便是专业论文,也都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缠绕。“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与《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二文,尤为用力,不无新意,有心人能读出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评点:北大是“五四”运动发源地,也是陈平原求学和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切身体认与文献研读构成了他独特的思考路径,而今昔对照又令人沉吟叹息。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作者:杨天宏
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
2018年3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中华民国前15年北洋政府时代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期,很多基本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本书从民初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力图对民国政治目前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等的嬗变?为什么被描绘得很为黑暗、很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颇具成效的时期?为什么人们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较为自由多元的现象,作为“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此,作者以史料文献的梳理,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评点:法律与政治的变革,是国家转型的关键因素。抛开意识形态的习惯性束缚,本书提供了很多新的历史认知。
《古代世界:追寻西方文明之源》
作者:(英)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3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上古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城市的出现,铁器的发明,希腊的崛起,王者的归来,共和的力量,人性的凸显……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古代文明的简史,是理查德·迈尔斯继名著《迦太基必须毁灭》之后,又一部关于西方古代世界在罗马帝国形成之前的历史叙述,理查德·迈尔斯透过考古挖掘和史料爬梳,试图穿越到那个遥远的过去,带领读者探寻西方文明的源头。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罗马帝国的覆灭。已被BBC拍摄为六集同名纪录片。
评点:精要简洁的叙述与丰富的插图相得益彰,一幅西方古代文明的演进画轴徐徐展开,其光辉灿烂决不比中华文明稍逊。
整理、点评:张弘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内容简介: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这位自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小姐,爱唱歌、跳舞,不论苏格兰舞、英吉利茲舞,还是俄罗斯民间舞,她都能翩翩起舞,展现婀娜多姿、优雅动人的俄罗斯风情。奥兰多•费吉斯通过“娜塔莎之舞”,重新诠释《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介绍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以散文般的优美笔触再现广袤质朴、包容一切的俄罗斯。
本书通过对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讨论,探索俄罗斯文化中欧洲文明与民间元素之间的分歧,“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以及贵族上流社会和底层农村民众间的分裂。书中更进一步讨论“俄罗斯灵魂”和“俄罗斯性”的建构与表现,揭示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習惯、民间艺术、宗教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一幅充满戏剧性的细节、辉煌炫丽的文化长卷。
作者简介: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英国人,生于195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俄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政治经济,他都烂熟于心,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如《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人民的悲剧》《克里米亚战争》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并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
“文明”与“本土”之间的俄罗斯文化
奥兰多·费吉斯
娜塔莎之舞的核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文化。1812年战争是两者第一次联手推动了民族的形成。受到了农奴爱国热情的鼓舞,娜塔莎那一代的贵族开始突破他们自身阶层的外国传统,转而寻求一种建立在“俄罗斯”原则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这两个世界的复杂互动,对民族意识以及19世纪的所有艺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并不意味着,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是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俄罗斯太复杂,社会分隔严重,政治上过于分歧,地理定义太不明晰,也许还失之辽阔这些都使得其民族传统不可能是单一文化。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古老的莫斯科公国蕴含着某种历史意义上的俄罗斯,直到18世纪彼得大帝生搬来欧洲文明的那一套之前,它与西方迥然有异。俄罗斯气质,它是一套本土的习俗与信念,一种内在、情感、本能。它一代代传承,有助于塑造人们的个性,维系共同体的黏合。事实证明,这种捉摸不定的气质比任何俄罗斯政府都更持久、更有意义。我的目的不是去否定这种民族意识,而是指出,人们对它的领会要借助于各种神话(myths)。知识阶层被推动着去做欧洲人,通过文学与艺术,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俄国性”,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穿这些作品的虚构性,而是去探索、去解释它们对塑造俄国民族意识所拥有的非凡力量。
围绕着对俄罗斯的民族想象,涌现了19世纪几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斯拉夫派、西化派、民粹派、斯基泰派。斯拉夫派是典型。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斯拉夫主义影响了政府对自由贸易和对外政策的立场,也影响了乡绅对国家和农民的态度。作为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斯拉夫派采用特定的谈话与衣着方式、社会交往和行为准则,有所区别的建筑与室内设计风格,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学与艺术品位。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这些文化样式经常被视为“纯正俄罗斯风味”。但这种认识也是一种神话:异域俄国的神话。如果说有一种神话需要驱除,那就是这种将俄罗斯视为异域和他方的观点。俄罗斯传统中那些伟大的文化人物,如卡拉姆津、普希金、格林卡、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还有爱森斯坦,他们不仅仅是“俄国人”,也同样是欧洲人。这两种身份紧密融合,互相依赖。和这些文化人一样,不管俄国人多么努力想要压抑这两种身份中的一个,这仍然是不可能的。
对那些欧化的俄国人来说,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两种且非常不同。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和舞厅,以及宫廷或剧院的公开场合,他们非常“得体”(comme il faut):几乎像演员一样展示自己的欧洲风范。但是在不那么正式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也许是下意识地,他们自然而然地又成了俄罗斯人。解读这样的习惯是本书的目标之一。通过艺术作品和小说、日记和信件、回忆录和法令文件等材料,作者力图掌握俄罗斯身份认同的结构方式。
摘自《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作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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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
主编:梁禾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魏斐德(1937-2006),是与孔飞力、史景迁齐名的美国汉学三杰之一,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奠基者之一。今年12月是他诞辰80周年,人民出版社特邀他的遗孀梁禾撰文并编选了这本纪念文集,谨以此纪念这位享誉世界史学界的美国历史学家。 本书分为上下编,上编:我与斐德,梁禾以饱蘸深情的文字回忆了她与魏斐德相识相爱相伴的人生故事;下编:怀念斐德,收录了魏斐德生前好友学生和学界同仁的回忆文章,如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美国著名的俄苏专家史蒂芬·柯恩、罗马尼亚知名作家马内阿、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周锡瑞和哈佛大学副校长欧立德,以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等。附录收入魏斐德25岁时写毕的论文《马克·布洛赫》,清晰地展示了人生观对历史学家的意义。本书所收文章无不情深意长,生动的文字背后不仅蕴含着爱人和老友故知对魏斐德的眷眷思念,更为读者展现了其壮阔丰富的人生情怀、追求卓越深邃的学术品格和谦逊温暖的人格魅力。
评点:梁禾与魏斐德作为“灵魂伴侣”之间的精神共鸣令人神往,魏斐德病逝之前对梁禾的不舍真情流露令人感动。一代汉学大家的人品风范,在书中得到的鲜明体现。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作者:(美)伊斯特万·迪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3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作者通过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考察了这三个主题。他们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是与占领者合作呢,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幸存呢,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抵抗者呢?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作者讨论了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对那些切实的或可疑的战争罪犯以及战时合作者的肃清,这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暴力、驱逐,以及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法庭上进行的司法审判。本书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战时和战后的种种道德因果。
评点:在暴力和杀戮的威胁下,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不同的代价和后果,在人性的怯懦和助纣为虐之间恪守怎样的底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2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收入作者专论五四的十一篇文章,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可即便是专业论文,也都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缠绕。“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与《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二文,尤为用力,不无新意,有心人能读出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评点:北大是“五四”运动发源地,也是陈平原求学和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切身体认与文献研读构成了他独特的思考路径,而今昔对照又令人沉吟叹息。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作者:杨天宏
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
2018年3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中华民国前15年北洋政府时代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期,很多基本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本书从民初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力图对民国政治目前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等的嬗变?为什么被描绘得很为黑暗、很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颇具成效的时期?为什么人们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较为自由多元的现象,作为“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能在这一时期出现?对此,作者以史料文献的梳理,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评点:法律与政治的变革,是国家转型的关键因素。抛开意识形态的习惯性束缚,本书提供了很多新的历史认知。
《古代世界:追寻西方文明之源》
作者:(英)理查德·迈尔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3 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上古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城市的出现,铁器的发明,希腊的崛起,王者的归来,共和的力量,人性的凸显……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古代文明的简史,是理查德·迈尔斯继名著《迦太基必须毁灭》之后,又一部关于西方古代世界在罗马帝国形成之前的历史叙述,理查德·迈尔斯透过考古挖掘和史料爬梳,试图穿越到那个遥远的过去,带领读者探寻西方文明的源头。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罗马帝国的覆灭。已被BBC拍摄为六集同名纪录片。
评点:精要简洁的叙述与丰富的插图相得益彰,一幅西方古代文明的演进画轴徐徐展开,其光辉灿烂决不比中华文明稍逊。
整理、点评:张弘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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