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五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美国增长的起落》
作者：【美】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变革席卷美国，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电视等一系列伟大发明和后续的增量式创新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户外体力劳动被空调环境中的室内劳动替代，烦琐的家务劳动越来越多地由电器设备承担，光明驱走了黑暗，取代隔离的不仅是旅游还有将世界带入客厅的电视。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生儿预期将活到72岁而不是45岁。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能重续这一“特殊世纪”的辉煌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能带来同样的经济改革吗？
此书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既有对历史的生动叙述，也有对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既从普通民众视角考察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又以经济学家视角在经济增长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解释这些细节，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特殊世纪”的全景图。通过这样的分析，作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1870年至1970年的颠覆式经济变革及其创造的辉煌不可再现。在他看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债务和联邦政府债务不断增加，都将进一步阻碍生产率增长。走出困境必须找到新的办法。
此书既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彻底变革的致敬，也是对未来更艰难时代的预言。在当前关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中，此书所做的分析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
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是世界上主要的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率增长的专家之一。他最近的研究包括新经济的兴衰，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复苏，以及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停滞。著作颇丰，包括《生产率增长、通货膨胀与失业》（ProductivityGrow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和《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原因何在？
罗伯特·戈登
这是一本关于内战之后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书。人们早已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且连续的。从罗马帝国衰落到中世纪这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都没有增长。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在1300年到1700年的4个世纪里英国人均实际产出仅增加了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实际产出在20世纪每隔32年就增加1倍。从半个世纪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1920年之前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但相对缓慢，1920年起才开始腾飞。数十年来，学者们都在努力寻找导致生产率增长在1970年后显著下降的因素。然而，对于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在1920年到1970年之间非常迅速而后非常缓慢，并没有全面一致的解释。本书将有助于解决这个关于美国经济史的最根本问题。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系统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随后开始下降。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对“稳态增长”模型的背离，该模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主导着关于增长过程的思考。我对20世纪中期增长高峰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1965年从事的暑期工作，当时我24岁，刚结束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我们的一个项目是研究公司“税负转嫁”问题，即企业是否通过向消费者收取更高价格来转嫁税负，从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负。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将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价格和利润进行比较。其中，20年代的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而50年代的税率已经大幅提高。已有文献支持以更高价格转嫁税负的观点，依据是50年代单位资本的税前利润率明显高于20年代，但商品销售利润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这个反差是由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销售额对公司资本比率的大幅上涨所致的。
20世纪90年代末，我撰写了一篇会议论文，再次回到对20世纪经济增长史的研究。这次会议在荷兰格罗宁根举行，旨在纪念经济增长统计学的著名开创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这篇论文于2000年刊出，标题是“解释美国长期生产率增长中的‘一个大波浪’”，它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增长高峰的关注。同时，有证据表明1972年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衰退已经结束，至少暂时看是这样，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上升。但是，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计算机时代的发明是否同19世纪晚期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伟大发明一样重要，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种怀疑促使我撰写了同样发表于2000年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新经济’是否能媲美过去的伟大发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将19世纪晚期许多方面的发明汇总在一起，并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进行系统比较。这部分内容生成了本书的第一篇，它分析了伟大发明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本书的整个主题代表着对两篇论文的合并，其中第一篇分析“大波浪”，第二篇分析“伟大发明”。
本书分别与两个不同的研究分支相关。其一是有悠久传统的经济史，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减速。其二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最近的成果，他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史无前例地将美国经济带入生产率增长历史性加速的顶峰。第17章透视了技术乐观主义，指出数字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好处体现在1996—2004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中。第18章则指向了不同方向，它在不平等、教育、人口和财政等阻力中发现了增长放缓的其他原因，这些阻力正使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生产率增长。
本书终稿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将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本书与大部分经济史研究的差异在于，它仔细考察了家庭内外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细节。不同于许多关于家庭生活或工作条件演变的历史记录，本书在经济增长分析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些细节。其中有120多幅图表对数据重新进行转换和安排。该分析有助于对20世纪中期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1970年起持续至今的增长放缓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本书采用了不影响阅读的倒叙手法，追溯到这样一个时期：生活和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而且充满风险和危险；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因为那时不仅没有空调，也没有集体供暖系统。本书不仅仅涉及数字、趋势以及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且包括个人的泪水和汗水、自来水和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这样的苦差事。在那个时代，搓衣板和户外晾衣绳是洗衣服的仅有工具。本书旨在刻画革命性世纪的戏剧性变迁，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于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加速，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在此之后，未来发明对日常生活产生类似影响的潜力将下降。这可能对未来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
摘自本书前言
本期推荐
《枪的合众国》
作者：（美）帕梅拉·哈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 《枪的合众国》围绕赫赫有名的温彻斯特家族，讲述了从19世纪开始的枪文化生成史。在“枪王”奥利弗·温彻斯特的故事里，精明的商人们掌握了工业化时代的商业逻辑，用巧妙的销售手段制造了对枪支的大量需求，在有意无意间塑造了美国的枪文化。在商业的世界里，商人们不必为枪支泛滥的后果负责，但奥利弗的儿媳莎拉·温彻斯特却饱受良知的折磨。在莎拉的心目中，枪支是血淋淋的生意，温彻斯特公司盈利越多，它欠下的债就越多，而她自己接连失去至亲的巨大痛苦，则是枪支商人勃勃野心的代价。
在这段重新书写的美国枪文化形成史中，满是商业与道德、野心与良知、生意与责任的张力。哈格提醒我们，枪可以是文化，是象征，是传奇，但归根结底是商品，是生意，而且是不能不考虑道德后果的生意。
点评：对商人而言，生产和销售枪支只是单纯的生意，对美国社会而言，它所导致的后果却很复杂。
《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作者：林少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为旅日学者、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撰写的围绕章太炎思想的晚清论。本书聚焦于1900年至1911年以章太炎为主的思想言论，尤其是章太炎旅居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期间作为清季革命导师、清季思想文化运动旗手的影响。本书在纵轴上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接合中国“士”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晚明思想传统，同时将晚清革命置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的政治、社会的连续性之中，以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连续性之中；横轴上则将晚清革命置于全球史脉络之中，尤其将之置于东亚的历史场域中，强调学生在晚清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及海外革命中心东京的重要作用，兼及探讨当时中国士人与日俄战争、日英同盟、印度独立运动等国际事件的关联。全书质疑“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晚清思想史叙述框架，并对中、英、日文半个世纪多以来的研究成果多有综合、回应，在此基础上独树一帜。
点评： “文”只能改变人的思想和观念，称之为“革命”实是言过其实。
《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
作者：史杰鹏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从诗与骚的古朴典雅，到唐诗宋词的繁丽辉煌，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流动的画卷。“诗三百”、楚辞、古诗十九首、建安三杰、陶渊明、李杜、白居易、花间词人、豪放派……全书分为二十讲，涵盖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诗人和几乎所有形式的古典诗体作品。古典文学和古典语言学学者、历史小说家史杰鹏（网络ID：梁惠王），以其深厚学养为底蕴，剥开古文字神秘的外衣，逐字逐句讲解古诗词的含义；以小说家的笔法，为我们还原古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从全新的视角诠释古诗词的美。
点评：今天的白话文颇为粗陋和贫乏，既缺乏古代汉语的典雅，也缺乏民国白话文的韵致，多读一点古文和古诗词，或能稍改其弊。
《故宫物语》
作者：（日）野岛刚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第一篇“话文物”，讲述《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图》……台北故宫36件标志性馆藏的故事。不只写文物本身，更写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写战时的颠沛流离，写战后的阴差阳错。第二篇“谈故宫”，每一话都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故宫的过去。“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第三篇“访昔人”，是四个故宫的历任院长与名人专访记录。借这些与故宫命运深深勾连的人物之口，揭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点评：一个日本新闻人孜孜不倦的研究故宫且写出两本书，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
作者：（德）威廉·魏施德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从哲学家的生平轶事出发，用幽默有趣的方式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书经由“后楼梯”，穿堂入室，呈现的不是正襟危坐的教科书知识，而是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作者像与老朋友聊天那样，不拘一格，开怀畅谈，将他有关哲学的所思、所想娓娓道来，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入哲学的殿堂，感受哲学的魅力。
点评：深奥的哲学专著往往令人望而生畏，通过哲学史著作以及专业的通俗读本一窥堂奥，不失为经济可行的办法。
新书过眼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作者：何炳棣
出版社：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何炳棣著作集”五种中的一种。本书收入何炳棣先生有关思想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十五篇。这十五篇论文除了《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和《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两篇外，其他十三篇都发表或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了何炳棣先生自明清经济制度史向中国思想史的治学志趣的转向。何先生认为，经济制度史是龙的骨架，思想史是龙的眼睛，何先生二十多年，就是在完成“画龙点睛”的学术转向。书中所收每篇论文都反映了何炳棣先生以扎实考据见长的学术功力。
《童书业传》
作者：童教英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内容简介：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生于1908年5月，卒于1968年1月。本书为其女童教英教授所作童书业先生传记。童书业作为官宦世家之嫡长子，自幼备受宠爱却因体弱多病未能入新式学堂受教，其学术根底全由延师入教筑就。他历经家庭变故，于21岁从封闭生活中被拋入社会。本书以他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析其人生中之种种遭遇，全面介绍了他在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古代经济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研究诸领域的学术成果。此次新版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一）天一阁近年提供的大量童氏家族、家世资料；（二）吸纳了近年对童书业先生及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等学术成果的综述；（三）增补了其教育思想及教育经历的内容；（四）增补了其关于精神病与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深暗》
作者：（美）赫克托·托巴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2010年8月，智利圣何塞矿井的33名矿工被困700米井下，在经历破纪录的69天艰苦等待后，最终奇迹般获救。全世界媒体蜂拥至此报道此事，但很多发生在井下的故事并不被人知晓。本书作者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赫克托•托巴尔独家探访了获救矿工，并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次救援最终结果堪称奇迹，而33名矿工们回忆起当初的场景仍然惊心动魄——当他们想到圣何塞矿山，就联想到棺材，还有持续的塌陷、巨大的声响以及他们所寻找的教堂；而彼时全世界都在地面之上牵挂着他们。《深暗》解读了33名勇士及其家庭的故事，并追寻了让人们在这一危险地区坚持工作的神秘而强大的精神支撑力。
《坎尼的幽灵》
作者：（美）罗伯特·L.欧康奈尔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在坎尼战胜了罗马，数千年来，这一战例一直备受推崇、让人敬畏。这是汉尼拔出人意料、充满创新以及血腥无情的军事胜利，在那之后没有任何将领可以企及。罗伯特·L.欧康奈尔作为军事史上受人尊敬的大家之一，一次完整地讲述了坎尼之战的始末，为读者带来了这场天启之战激动人心的记录。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五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美国增长的起落》
作者：【美】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变革席卷美国，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电视等一系列伟大发明和后续的增量式创新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户外体力劳动被空调环境中的室内劳动替代，烦琐的家务劳动越来越多地由电器设备承担，光明驱走了黑暗，取代隔离的不仅是旅游还有将世界带入客厅的电视。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生儿预期将活到72岁而不是45岁。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能重续这一“特殊世纪”的辉煌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能带来同样的经济改革吗？
此书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既有对历史的生动叙述，也有对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既从普通民众视角考察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又以经济学家视角在经济增长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解释这些细节，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特殊世纪”的全景图。通过这样的分析，作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1870年至1970年的颠覆式经济变革及其创造的辉煌不可再现。在他看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开始放缓，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债务和联邦政府债务不断增加，都将进一步阻碍生产率增长。走出困境必须找到新的办法。
此书既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彻底变革的致敬，也是对未来更艰难时代的预言。在当前关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中，此书所做的分析不容忽视。
作者简介：
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是世界上主要的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率增长的专家之一。他最近的研究包括新经济的兴衰，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复苏，以及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停滞。著作颇丰，包括《生产率增长、通货膨胀与失业》（ProductivityGrow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和《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原因何在？
罗伯特·戈登
这是一本关于内战之后美国经济增长起落的书。人们早已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且连续的。从罗马帝国衰落到中世纪这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都没有增长。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在1300年到1700年的4个世纪里英国人均实际产出仅增加了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实际产出在20世纪每隔32年就增加1倍。从半个世纪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1920年之前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但相对缓慢，1920年起才开始腾飞。数十年来，学者们都在努力寻找导致生产率增长在1970年后显著下降的因素。然而，对于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在1920年到1970年之间非常迅速而后非常缓慢，并没有全面一致的解释。本书将有助于解决这个关于美国经济史的最根本问题。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系统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随后开始下降。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对“稳态增长”模型的背离，该模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主导着关于增长过程的思考。我对20世纪中期增长高峰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1965年从事的暑期工作，当时我24岁，刚结束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我们的一个项目是研究公司“税负转嫁”问题，即企业是否通过向消费者收取更高价格来转嫁税负，从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负。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将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价格和利润进行比较。其中，20年代的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而50年代的税率已经大幅提高。已有文献支持以更高价格转嫁税负的观点，依据是50年代单位资本的税前利润率明显高于20年代，但商品销售利润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这个反差是由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销售额对公司资本比率的大幅上涨所致的。
20世纪90年代末，我撰写了一篇会议论文，再次回到对20世纪经济增长史的研究。这次会议在荷兰格罗宁根举行，旨在纪念经济增长统计学的著名开创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这篇论文于2000年刊出，标题是“解释美国长期生产率增长中的‘一个大波浪’”，它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增长高峰的关注。同时，有证据表明1972年后美国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衰退已经结束，至少暂时看是这样，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急剧上升。但是，对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计算机时代的发明是否同19世纪晚期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伟大发明一样重要，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这种怀疑促使我撰写了同样发表于2000年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新经济’是否能媲美过去的伟大发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将19世纪晚期许多方面的发明汇总在一起，并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进行系统比较。这部分内容生成了本书的第一篇，它分析了伟大发明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本书的整个主题代表着对两篇论文的合并，其中第一篇分析“大波浪”，第二篇分析“伟大发明”。
本书分别与两个不同的研究分支相关。其一是有悠久传统的经济史，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减速。其二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最近的成果，他们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史无前例地将美国经济带入生产率增长历史性加速的顶峰。第17章透视了技术乐观主义，指出数字化对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好处体现在1996—2004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中。第18章则指向了不同方向，它在不平等、教育、人口和财政等阻力中发现了增长放缓的其他原因，这些阻力正使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生产率增长。
本书终稿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将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本书与大部分经济史研究的差异在于，它仔细考察了家庭内外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小细节。不同于许多关于家庭生活或工作条件演变的历史记录，本书在经济增长分析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些细节。其中有120多幅图表对数据重新进行转换和安排。该分析有助于对20世纪中期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1970年起持续至今的增长放缓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本书采用了不影响阅读的倒叙手法，追溯到这样一个时期：生活和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而且充满风险和危险；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因为那时不仅没有空调，也没有集体供暖系统。本书不仅仅涉及数字、趋势以及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且包括个人的泪水和汗水、自来水和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这样的苦差事。在那个时代，搓衣板和户外晾衣绳是洗衣服的仅有工具。本书旨在刻画革命性世纪的戏剧性变迁，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于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和经济增长的加速，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在此之后，未来发明对日常生活产生类似影响的潜力将下降。这可能对未来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最为深远的影响。
摘自本书前言
本期推荐
《枪的合众国》
作者：（美）帕梅拉·哈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 《枪的合众国》围绕赫赫有名的温彻斯特家族，讲述了从19世纪开始的枪文化生成史。在“枪王”奥利弗·温彻斯特的故事里，精明的商人们掌握了工业化时代的商业逻辑，用巧妙的销售手段制造了对枪支的大量需求，在有意无意间塑造了美国的枪文化。在商业的世界里，商人们不必为枪支泛滥的后果负责，但奥利弗的儿媳莎拉·温彻斯特却饱受良知的折磨。在莎拉的心目中，枪支是血淋淋的生意，温彻斯特公司盈利越多，它欠下的债就越多，而她自己接连失去至亲的巨大痛苦，则是枪支商人勃勃野心的代价。
在这段重新书写的美国枪文化形成史中，满是商业与道德、野心与良知、生意与责任的张力。哈格提醒我们，枪可以是文化，是象征，是传奇，但归根结底是商品，是生意，而且是不能不考虑道德后果的生意。
点评：对商人而言，生产和销售枪支只是单纯的生意，对美国社会而言，它所导致的后果却很复杂。
《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
作者：林少阳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为旅日学者、东京大学教授林少阳撰写的围绕章太炎思想的晚清论。本书聚焦于1900年至1911年以章太炎为主的思想言论，尤其是章太炎旅居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期间作为清季革命导师、清季思想文化运动旗手的影响。本书在纵轴上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接合中国“士”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晚明思想传统，同时将晚清革命置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的政治、社会的连续性之中，以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连续性之中；横轴上则将晚清革命置于全球史脉络之中，尤其将之置于东亚的历史场域中，强调学生在晚清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及海外革命中心东京的重要作用，兼及探讨当时中国士人与日俄战争、日英同盟、印度独立运动等国际事件的关联。全书质疑“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晚清思想史叙述框架，并对中、英、日文半个世纪多以来的研究成果多有综合、回应，在此基础上独树一帜。
点评： “文”只能改变人的思想和观念，称之为“革命”实是言过其实。
《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
作者：史杰鹏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从诗与骚的古朴典雅，到唐诗宋词的繁丽辉煌，本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流动的画卷。“诗三百”、楚辞、古诗十九首、建安三杰、陶渊明、李杜、白居易、花间词人、豪放派……全书分为二十讲，涵盖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诗人和几乎所有形式的古典诗体作品。古典文学和古典语言学学者、历史小说家史杰鹏（网络ID：梁惠王），以其深厚学养为底蕴，剥开古文字神秘的外衣，逐字逐句讲解古诗词的含义；以小说家的笔法，为我们还原古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从全新的视角诠释古诗词的美。
点评：今天的白话文颇为粗陋和贫乏，既缺乏古代汉语的典雅，也缺乏民国白话文的韵致，多读一点古文和古诗词，或能稍改其弊。
《故宫物语》
作者：（日）野岛刚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第一篇“话文物”，讲述《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图》……台北故宫36件标志性馆藏的故事。不只写文物本身，更写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写战时的颠沛流离，写战后的阴差阳错。第二篇“谈故宫”，每一话都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故宫的过去。“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第三篇“访昔人”，是四个故宫的历任院长与名人专访记录。借这些与故宫命运深深勾连的人物之口，揭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点评：一个日本新闻人孜孜不倦的研究故宫且写出两本书，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
作者：（德）威廉·魏施德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从哲学家的生平轶事出发，用幽默有趣的方式介绍了34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书经由“后楼梯”，穿堂入室，呈现的不是正襟危坐的教科书知识，而是随性真实的伟大心灵。作者像与老朋友聊天那样，不拘一格，开怀畅谈，将他有关哲学的所思、所想娓娓道来，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入哲学的殿堂，感受哲学的魅力。
点评：深奥的哲学专著往往令人望而生畏，通过哲学史著作以及专业的通俗读本一窥堂奥，不失为经济可行的办法。
新书过眼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作者：何炳棣
出版社：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何炳棣著作集”五种中的一种。本书收入何炳棣先生有关思想制度史方面的论文十五篇。这十五篇论文除了《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和《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两篇外，其他十三篇都发表或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了何炳棣先生自明清经济制度史向中国思想史的治学志趣的转向。何先生认为，经济制度史是龙的骨架，思想史是龙的眼睛，何先生二十多年，就是在完成“画龙点睛”的学术转向。书中所收每篇论文都反映了何炳棣先生以扎实考据见长的学术功力。
《童书业传》
作者：童教英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内容简介：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生于1908年5月，卒于1968年1月。本书为其女童教英教授所作童书业先生传记。童书业作为官宦世家之嫡长子，自幼备受宠爱却因体弱多病未能入新式学堂受教，其学术根底全由延师入教筑就。他历经家庭变故，于21岁从封闭生活中被拋入社会。本书以他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析其人生中之种种遭遇，全面介绍了他在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古代经济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研究诸领域的学术成果。此次新版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一）天一阁近年提供的大量童氏家族、家世资料；（二）吸纳了近年对童书业先生及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等学术成果的综述；（三）增补了其教育思想及教育经历的内容；（四）增补了其关于精神病与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深暗》
作者：（美）赫克托·托巴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2010年8月，智利圣何塞矿井的33名矿工被困700米井下，在经历破纪录的69天艰苦等待后，最终奇迹般获救。全世界媒体蜂拥至此报道此事，但很多发生在井下的故事并不被人知晓。本书作者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赫克托•托巴尔独家探访了获救矿工，并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次救援最终结果堪称奇迹，而33名矿工们回忆起当初的场景仍然惊心动魄——当他们想到圣何塞矿山，就联想到棺材，还有持续的塌陷、巨大的声响以及他们所寻找的教堂；而彼时全世界都在地面之上牵挂着他们。《深暗》解读了33名勇士及其家庭的故事，并追寻了让人们在这一危险地区坚持工作的神秘而强大的精神支撑力。
《坎尼的幽灵》
作者：（美）罗伯特·L.欧康奈尔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在坎尼战胜了罗马，数千年来，这一战例一直备受推崇、让人敬畏。这是汉尼拔出人意料、充满创新以及血腥无情的军事胜利，在那之后没有任何将领可以企及。罗伯特·L.欧康奈尔作为军事史上受人尊敬的大家之一，一次完整地讲述了坎尼之战的始末，为读者带来了这场天启之战激动人心的记录。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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