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三十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民主的逻辑》
作者：包刚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问题引起的大论战已经持续了2500年，仍未尘埃落定。本书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底、大量的历史经验，试图解答。具体从六个方面展开：从古至今思想史上的民主论战、现代民主如何起源、民主政体如何扩散到全球、民主兴衰的主要原因、怎样理解民主治理的绩效、民主的未来前景如何。借助这《民主的逻辑》可以思考：该如何清晰地认识民主？人类的政治生活该往何处去？
包刚升: 民主信心指数波动的背后
如今，民主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又迎来它的“艰难时世”。目前国际学术界似乎对民主信心不足。关于民主治理绩效和民主未来前景的悲观论调，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今年年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吉布拉特出版了一部名为《民主如何灭亡？》的书。该书上市之后，竟然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两位作者的基调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危机。 而早在五年前的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乔舒亚•科蓝兹克出版的《民主在退潮》，更是勾勒了全球范围内民主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已经遭遇衰退的政治景象。 实际上，作为一名专长于民主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就类似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除了学术界，全球主流媒体讨论民主议题时同样情绪低落。从英国《经济学人》到《金融时报》，从美国《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最近几年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坏消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民主或许真的迎来了它的“艰难时世”。
然而，2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却是国际社会民主信心指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种民主信心指数的高涨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世界当时不仅已经赢得冷战的胜利，而且以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支柱的新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二是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并首次实现了“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即民主政体数量超越了非民主政体的数量；三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政体陷入颓势，它们看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困境。
那样一个时期诞生了两部标志性作品。一部是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另一部是亨廷顿的著名学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两部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但都以不同方式记述、解释，甚至预见了自由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民主化已然成了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政治趋势。
令人好奇的是，就在20多年间，很多人的民主信心指数就从高峰滑入到了低谷。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继续往前看，大约在此前20多年，即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很多新兴民主政体的挫败，由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政体前景黯淡。更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民主化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往前看，再往前推大约20年，即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由于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模仿其欧洲宗主国建立自己的政体，当时的国际社会一度对全球民主事业的前景非常乐观。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民主的乐观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大概每20年到25年就构成一个民主信心指数的周期。人们对民主的信心犹如一个钟摆，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摆动。或者，如同人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周期，人们的民主信心指数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期性特征。
借助民主信心指数周期的视角，我们就更好理解，当我们在短期中考察民主问题时，很容易为一时一地的重大事件所左右，或者很容易为一时之间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所引导，而忽视民主问题背后更长期的结构因素、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如果是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非稳健的理性判断左右着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就容易导致我们对民主前景和世界格局的误判。
本期推荐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作者：（美）马修·德斯蒙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针对美国愈演愈烈的住房问题——房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马修·德斯蒙德决意深入贫困社区，一探问题的核心。2008年5月，德斯蒙德住进了密尔沃基南部的一个拖车营。同年9月，他搬至北部旧城区的一处出租房。当时还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德斯蒙德笔耕不辍，记录濒临被驱逐群体的日常生活：他们与蛇虫鼠蚁比邻，家中的水槽长年堵塞，暖气电力说停就停。房客们使尽浑身解数，把绝大部分收入用于交租，却依旧阻止不了跌至绝境的命运。阿琳是一位单身妈妈，在为一间破败公寓缴纳房租后，每个月只剩二十美元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拉马尔是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肩负照顾整个社区的男孩的任务同时，还要替房东打工偿还债务。司科特则是一名心地善良的男护士，药物成瘾让他丢了工作，也失去了栖身之所……
点评：贫富差距在美国历来有之，人类没有完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产方式。
《经典之外的阅读》
作者：徐贲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作者通过对经典之外的重要著作的解读，以“人性”、“梦魇”、“暴力”与“挣脱”四辑内容，思考并探讨20世纪的恶和如何抵抗恶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重大思想问题。全书从认识每个人自我的人性开始，以知识分子与抗恶的关系终，将思考和判断恶，作为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的方式。全书知识、思想含量丰赡，行文理性、持平、不矜不伐，力求信而有征、发蒙起蔽。
点评：打铁需要本身硬，抗恶需要思想和观念的丰富与明晰，徐贲先生的擘肌分理，不仅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而且展示了思考问题的方式。
《意大利战争研究（1494-1559）》
作者：蒲利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意大利战争(1494~1559)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与近代早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意大利历史的分水岭，在欧洲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带来了欧洲外交与军事领域制度性与技术性的重大变革，而且开启了近代欧洲国际争衡的序幕。这场几乎影响整个西欧的持久战争促成了欧洲政治意识形态的嬗变，涌现出了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等“1494年一代人”为代表的众多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点评：欧洲史研究是中国学界的薄弱环节，尚需学者持续的努力。
《最危险的书》
作者：（美）凯文·伯明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连载中就被斥为色情，一度被英、美两国查禁，在作者罹患眼疾、生计无着的境况下陆续写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拥有它、售卖它、宣传它，在大部分英语国家都是违法的。而如今，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巨著。而它从地下到公开，从查禁到合法，从贬斥到赞誉的豹变，不啻于一段作家、出版人、盗版商、律师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冒险旅程。
点评：从色情小说到文学经典，恰好说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中国化与中国崛起》
主编：（美）彼得·J.卡赞斯坦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从中国崛起出发，全面考察了中国化的文明进程。中国崛起与中国化文明进程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新事物和旧传统重新结合的情况，而不是彻底与过去决裂，或者历史重演。本书重点研究“中国化”这一特定的文明进程，反对文明政治和文明研究中走捷径的做法，并纠正其导致的错误认识。中国化进程表明，中国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对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政治进程开放，将各种各样遵循完全不同的实践的人们聚集到一起。
点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认知日益深刻，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尚待加强。
《日本史的诞生》
作者：（日）冈田英弘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打破了日本史学界历来的观点，跳出了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历史区分，将日本古代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解读。他指出日本的成立与7世纪东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他反对将公元前660年作为日本建国的年代，认为不应该将日本皇室的起源和日本的建国同等看待，更不应该将神话当成历史。
点评：历史研究应当理性客观，不能为了民族自豪感而虚构和造假。
《朝廷与党争》
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五部中的第三部。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描绘了一幅从万历间皇帝与大臣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的历史长卷。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阉党横行、颠倒黑白的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点评：阉党为患是古代君主制的必然结果，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
新书过眼
《帝国征途》
绘著：铲史官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内容简介：微信公号铲史官第二部历史漫画集，选取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武将，如卫青、霍去病、岳飞、徐达、戚继光等十几位曾经战功赫赫的武将为主角切入，通过独特的漫画和简洁的文字，展现名将风华。
《羚羊与蜜蜂：众生的演化奇景》
作者：陶雨晴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作者在书里科普了会走路的鱼，会钓鱼的鸟，爱牙膏的白熊，真实世界里的皮卡丘，甚至详细分析了丑小鸭的可行性。通过羚羊、蜜蜂、恐龙、老鹰、皮卡丘、蚂蚁、西红柿等动植物的故事，讲述了大自然的奇妙。
《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
作者：殷海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通俗逻辑学著作，是殷海光先生多年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结晶。通过对话体裁，使逻辑初学者免于枯燥无味和不得门径之苦，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对每一命题、每一推理之对错，均有例证，清晰易懂；同时注重严格的推论训练和逻辑的应用功能。殷海光先生认为，唯有在中国大力普及和发展现代逻辑，才能把人们的认知能力从泛道德主义、泛情绪主义、泛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真正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的昌明。
《发现燕然山铭》
作者：辛德勇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8月
内容简介： 2017年七八月间，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燕然山铭》。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陆续撰写了“《燕然山铭》漫笔”系列文章，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布局、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宋美龄传》
作者：林家有李吉奎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妻子、内助、译员、代表。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影响了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在支撑蒋氏政权，在发展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时，宋美龄表现得自私、狭隘、伪善，但又热爱美德、坚定勇敢；她冷静明智、通情达理，但又阴险固执、神秘莫测，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的传奇女性。本书以宋美龄的生平活动为主线，力求根据历史的事实，还宋美龄以本来面目，用历史的笔触，表现宋美龄复杂的人生。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三十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民主的逻辑》
作者：包刚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问题引起的大论战已经持续了2500年，仍未尘埃落定。本书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底、大量的历史经验，试图解答。具体从六个方面展开：从古至今思想史上的民主论战、现代民主如何起源、民主政体如何扩散到全球、民主兴衰的主要原因、怎样理解民主治理的绩效、民主的未来前景如何。借助这《民主的逻辑》可以思考：该如何清晰地认识民主？人类的政治生活该往何处去？
包刚升: 民主信心指数波动的背后
如今，民主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又迎来它的“艰难时世”。目前国际学术界似乎对民主信心不足。关于民主治理绩效和民主未来前景的悲观论调，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今年年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吉布拉特出版了一部名为《民主如何灭亡？》的书。该书上市之后，竟然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两位作者的基调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危机。 而早在五年前的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乔舒亚•科蓝兹克出版的《民主在退潮》，更是勾勒了全球范围内民主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已经遭遇衰退的政治景象。 实际上，作为一名专长于民主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就类似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除了学术界，全球主流媒体讨论民主议题时同样情绪低落。从英国《经济学人》到《金融时报》，从美国《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最近几年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坏消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民主或许真的迎来了它的“艰难时世”。
然而，2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却是国际社会民主信心指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种民主信心指数的高涨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世界当时不仅已经赢得冷战的胜利，而且以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支柱的新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二是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并首次实现了“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即民主政体数量超越了非民主政体的数量；三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政体陷入颓势，它们看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困境。
那样一个时期诞生了两部标志性作品。一部是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另一部是亨廷顿的著名学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两部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但都以不同方式记述、解释，甚至预见了自由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民主化已然成了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政治趋势。
令人好奇的是，就在20多年间，很多人的民主信心指数就从高峰滑入到了低谷。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继续往前看，大约在此前20多年，即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很多新兴民主政体的挫败，由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政体前景黯淡。更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民主化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往前看，再往前推大约20年，即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由于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模仿其欧洲宗主国建立自己的政体，当时的国际社会一度对全球民主事业的前景非常乐观。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民主的乐观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大概每20年到25年就构成一个民主信心指数的周期。人们对民主的信心犹如一个钟摆，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摆动。或者，如同人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周期，人们的民主信心指数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期性特征。
借助民主信心指数周期的视角，我们就更好理解，当我们在短期中考察民主问题时，很容易为一时一地的重大事件所左右，或者很容易为一时之间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所引导，而忽视民主问题背后更长期的结构因素、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如果是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非稳健的理性判断左右着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就容易导致我们对民主前景和世界格局的误判。
本期推荐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作者：（美）马修·德斯蒙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针对美国愈演愈烈的住房问题——房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马修·德斯蒙德决意深入贫困社区，一探问题的核心。2008年5月，德斯蒙德住进了密尔沃基南部的一个拖车营。同年9月，他搬至北部旧城区的一处出租房。当时还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德斯蒙德笔耕不辍，记录濒临被驱逐群体的日常生活：他们与蛇虫鼠蚁比邻，家中的水槽长年堵塞，暖气电力说停就停。房客们使尽浑身解数，把绝大部分收入用于交租，却依旧阻止不了跌至绝境的命运。阿琳是一位单身妈妈，在为一间破败公寓缴纳房租后，每个月只剩二十美元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拉马尔是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肩负照顾整个社区的男孩的任务同时，还要替房东打工偿还债务。司科特则是一名心地善良的男护士，药物成瘾让他丢了工作，也失去了栖身之所……
点评：贫富差距在美国历来有之，人类没有完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产方式。
《经典之外的阅读》
作者：徐贲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作者通过对经典之外的重要著作的解读，以“人性”、“梦魇”、“暴力”与“挣脱”四辑内容，思考并探讨20世纪的恶和如何抵抗恶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重大思想问题。全书从认识每个人自我的人性开始，以知识分子与抗恶的关系终，将思考和判断恶，作为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的方式。全书知识、思想含量丰赡，行文理性、持平、不矜不伐，力求信而有征、发蒙起蔽。
点评：打铁需要本身硬，抗恶需要思想和观念的丰富与明晰，徐贲先生的擘肌分理，不仅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而且展示了思考问题的方式。
《意大利战争研究（1494-1559）》
作者：蒲利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意大利战争(1494~1559)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与近代早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意大利历史的分水岭，在欧洲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带来了欧洲外交与军事领域制度性与技术性的重大变革，而且开启了近代欧洲国际争衡的序幕。这场几乎影响整个西欧的持久战争促成了欧洲政治意识形态的嬗变，涌现出了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等“1494年一代人”为代表的众多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点评：欧洲史研究是中国学界的薄弱环节，尚需学者持续的努力。
《最危险的书》
作者：（美）凯文·伯明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连载中就被斥为色情，一度被英、美两国查禁，在作者罹患眼疾、生计无着的境况下陆续写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拥有它、售卖它、宣传它，在大部分英语国家都是违法的。而如今，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巨著。而它从地下到公开，从查禁到合法，从贬斥到赞誉的豹变，不啻于一段作家、出版人、盗版商、律师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冒险旅程。
点评：从色情小说到文学经典，恰好说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中国化与中国崛起》
主编：（美）彼得·J.卡赞斯坦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从中国崛起出发，全面考察了中国化的文明进程。中国崛起与中国化文明进程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新事物和旧传统重新结合的情况，而不是彻底与过去决裂，或者历史重演。本书重点研究“中国化”这一特定的文明进程，反对文明政治和文明研究中走捷径的做法，并纠正其导致的错误认识。中国化进程表明，中国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对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政治进程开放，将各种各样遵循完全不同的实践的人们聚集到一起。
点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认知日益深刻，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研究尚待加强。
《日本史的诞生》
作者：（日）冈田英弘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打破了日本史学界历来的观点，跳出了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历史区分，将日本古代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解读。他指出日本的成立与7世纪东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他反对将公元前660年作为日本建国的年代，认为不应该将日本皇室的起源和日本的建国同等看待，更不应该将神话当成历史。
点评：历史研究应当理性客观，不能为了民族自豪感而虚构和造假。
《朝廷与党争》
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五部中的第三部。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描绘了一幅从万历间皇帝与大臣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的历史长卷。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阉党横行、颠倒黑白的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点评：阉党为患是古代君主制的必然结果，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
新书过眼
《帝国征途》
绘著：铲史官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内容简介：微信公号铲史官第二部历史漫画集，选取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武将，如卫青、霍去病、岳飞、徐达、戚继光等十几位曾经战功赫赫的武将为主角切入，通过独特的漫画和简洁的文字，展现名将风华。
《羚羊与蜜蜂：众生的演化奇景》
作者：陶雨晴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作者在书里科普了会走路的鱼，会钓鱼的鸟，爱牙膏的白熊，真实世界里的皮卡丘，甚至详细分析了丑小鸭的可行性。通过羚羊、蜜蜂、恐龙、老鹰、皮卡丘、蚂蚁、西红柿等动植物的故事，讲述了大自然的奇妙。
《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
作者：殷海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通俗逻辑学著作，是殷海光先生多年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结晶。通过对话体裁，使逻辑初学者免于枯燥无味和不得门径之苦，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对每一命题、每一推理之对错，均有例证，清晰易懂；同时注重严格的推论训练和逻辑的应用功能。殷海光先生认为，唯有在中国大力普及和发展现代逻辑，才能把人们的认知能力从泛道德主义、泛情绪主义、泛经验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真正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的昌明。
《发现燕然山铭》
作者：辛德勇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8月
内容简介： 2017年七八月间，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燕然山铭》。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陆续撰写了“《燕然山铭》漫笔”系列文章，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布局、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宋美龄传》
作者：林家有李吉奎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妻子、内助、译员、代表。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影响了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在支撑蒋氏政权，在发展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时，宋美龄表现得自私、狭隘、伪善，但又热爱美德、坚定勇敢；她冷静明智、通情达理，但又阴险固执、神秘莫测，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的传奇女性。本书以宋美龄的生平活动为主线，力求根据历史的事实，还宋美龄以本来面目，用历史的笔触，表现宋美龄复杂的人生。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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