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多龙治灾”，让应急管理成常态

十年前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山崩地裂，同胞罹难，举国同悲。灾难面前，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如何，是衡量整个救援工作成败的关键。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也是为了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的意义所在。

今天回望汶川抗震救灾的过程，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相关应急举措可圈可点。当时的一系列救灾行动，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挽救了更多公民生命，人心得以安定，灾区的社会秩序得以快速恢复。

汶川地震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国家减灾委、民政部15时40分紧急启动国家应急救灾二级响应，并于22时15分将响应等级提升为一级响应。此后，全国各地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救援队纷纷赶赴灾区。可以说，这样的反应速度前所未有。

在灾后的生死大营救中，不仅有各级行政部门，还有军队、民间救援队，国外救援队伍。尤其是民间救援力量，在这次地震中的诸多出色表现，让灾区同胞在身心上感到宽慰。这些民间救援力量的反应速度不亚于行政部门，地震刚发生，一支由24名农民工组成的救援队，就带着10多台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于5月14日晚到达救援现场。这些民间救援队伍往往能深入到官方救援没有抵达的地方，关注到灾民被忽视的需求，成为官方救援的重要补充。

在汶川地震救援期间，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进步，每天向外界公布地震救援信息。媒体对地震救援进行了24小时滚动报道，电视直播画面上，灾区的残垣断壁，抢救现场的惊心动魄，种种真实的场景都一一向公众呈现。信息透明之下，没有引发恐慌。恰恰相反，灾区信息的充分传递，使得大家对于灾民的遭遇感同身受，激荡起举国上下高涨的同胞之情、爱国之心。

快速反应、多方参与、信息透明，在汶川地震中，中国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获得国内外普遍肯定和赞扬，相较于2003年“SARS”事件时的表现，的确改进了很多很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管理的机制体制足够成熟，事实上，汶川地震应急也暴露了一些不尽完美之处。

汶川地震的救援投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在一些时候，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并没有发挥出最大效能。因为缺乏专业化的管理，造成了一些资源浪费现象，影响到救灾效率。例如，汶川地震时，多次出现仓库因为捐赠物资太多而出现爆棚的场景，由于调控能力不足，导致物资不能及时送到灾民手中。

此外，在多方力量参与下，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协同作战，也是今后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汶川地震救灾中，中央和省一级的反应很快，但相对而言，基层政府的应急响应则较为迟缓，地震“孤岛”内部自救能力缺乏。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信息隔阂，难以有效配合。民间救援队伍，未能统筹纳入到救灾安排中，以至于出现了一些混乱。

也正因此，汶川地震之后，成立专业的、综合性的危机治理机构被提上日程。就在今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决定成立“应急管理部”。这个整合了国家安监总局的职责和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中国地震局、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等机构部分职责的新部门，是中国应急管理改革的一项重大顶层设计。

通过整合分散于各部门的应急管理职责，应急管理部打破了“多龙治灾”的困局。“一类事项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更有利于实现优化、协同、高效的运作，有利于调动各方资源开展对各类灾害的预测评估、预案演练和紧急救援等工作，解决灾害风险信息孤岛的问题，提高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和管理能力，形成现代化、综合性的危机治理系统。

成立应急管理部后，今后一旦遇到地震灾害，地震局发布信息监测通报，不需要跨部门审批，应急管理部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队伍，统一调配救援物资。与此同时，民间救援力量直接与应急管理部社会力量部门对接，气象信息、地质信息整合起来迅速由应急管理部统一公布，如此一来，救援效能必将大幅度提升。

一个国家的应急管理能力应当与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平衡，汶川地震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了，但各类公共安全风险并不会远去。提高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能力，尽可能地规避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给政府施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急管理部的成立只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升级的一环，如何把这样的体制安排转变为强大的执行力，实现灾难应急的专业化、高效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