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告别“中国奇迹”根本上是告别扭曲的要素市场

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改革在市场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对称的策略,就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要素市场严重扭曲。

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如何深化国企改革是我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过去,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国企究竟能不能破产?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我们需要的?凤凰网《政对面》第10期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黄益平实录精编(一):

政对面: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许多专家也在讨论中国在过去经济腾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如何解读“中国奇迹”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您的观点是什么?未来,中国应该如何来划定下一个道路?

黄益平:过去四十年,造就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原因有很多,最核心的还是改革开放,使得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经济增长就快了。正如林毅夫老师说的,用比较优势战略来指导资源的配置。又或者像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改革降低了交易成本。

我关注的重点是,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改革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个不对称的策略,就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要素市场严重扭曲。这听起来比较奇怪,既然搞市场化,为什么是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原因在于要素市场的这个市场化是为了应对过去改革的双轨制。

即民企要大力发展,国企又要继续保持。但是国企相对于民企效率较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把成本压低,同时在配置上偏向国有企业,最后实际变成了居民对企业的补贴。居民在不断地补贴投资者和出口商,结果是经济增速很快,出口和投资占GDP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但消费占比越来越低。

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方面就是市场化改革促使了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积极性得到极大地发挥。但同时有一个特殊的政策机制对企业进行变相补贴,导致了结构失衡。这种制度扭曲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提出告别“中国经济奇迹”,也就是要告别这种扭曲状态,也许增长速度更低一些,但它是更加可持续的增长。

政对面:针对存在的这种要素市场扭曲,目前的顶层设计和举措是否符合你的预期?你认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黄益平:从方向上来看肯定是一致的,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要素市场没放开,这是我们现在要补的这一课。不过从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来,我们在很多领域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比如,我们金融改革开放一直在不断地推进,一些要素的价格也不断地越来越市场化。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我觉得下一步需要继续推进的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不对称的市场化?从经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过去很多国企有存在的必要,不能把它关掉。可到了今天,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国企,是不是还需要长期地支持,让它持续下去?我觉得这是现在要提出来思考的问题。

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可以看出,以后各社会经济主体要走向公平竞争,走向同一条起跑线上。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甚至是外资企业,只要在中国注册,在中国运行,都应该进行平等竞争。

政对面:国企改革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它到底能不能破产?拿东北特钢的破产来说,你认为这是特例还是会成为一种趋势?

黄益平:客观地来说,国企现在面临的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政府对国企提出的财务要求和纪律也越来越严厉,做得不好的企业会直接面临破产的风险。但从总体来看,国企和民企的竞争压力还有很大的区别。相比民企,国企能更大程度地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真正做到公平竞争?

国企破产将会是个大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快的速度上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僵尸企业本来就已经不可以自我生存的企业,要逐步地淘汰退出,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的改革方向出现问题。

要让它们退出,同时也还要考虑一个经济社会稳定的问题。一是,人往哪里去?企业破产之后,工人如何妥善安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钱从哪儿来?企业关闭了,必然意味着有很多不良资产,有很多财务损失,谁来承担?

我个人认为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好解决。我们金融市场化已经推进很久,作为投资者,或者是银行也好,如果在明知道企业已经很困难的前提之下,还给它提供很多投资,最终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政对面:国企破产会导致工人大规模失业,随着科技的发展,AI能够取代一些重复性动作的劳动者。未来,这两种情形结合在一起的话,结构性的失业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来看?

黄益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科技的问题,其实在另外一方面折射了,我们今天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的宏观环境比以前要好得多。90年代的就业压力更大,每年国企改革下岗一千万工人时,每年还有新增大概800万的劳动人口,加上大量从农村往城市流动的民工。今天的这个宏观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总体的劳动人口已经在萎缩,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也已经减少。全球危机以来,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但失业率一直没有明显的提升,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稳健了。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市场的反应。为什么现在机器人自动化、人工智能一下在国内都火起来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劳动工资上升。技术会对就业市场有一定的冲击,但主要不是总量的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冲击。这个有点像我们过去讨论全球化问题,比如有人担心,全球都出现了这个所谓逆全球化的现象,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全世界都是得到经济好处的,但是会出现一些结构调整的问题。

技术代替了重复度高的工作,其实是提高效率,解放了劳动力。从总体的经济效率来说,它是一个正面的变化。同时,可以把很多企业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给缓解。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这些被替代掉的这个工人,恰恰是在人力资本相对比较少,转型能力比较弱的企业之中。所以如果他们失去了工作,下一步怎么办?这是我们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政对面:被人工智能代替的工人们,一时没有办法从事其他的工作,他们应该怎么办?

黄益平: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提供多方位的政策支持。比如进行技能培训或者提供适合他的一个社会保障,能够保证其基本生活不会出现问题。技术能够重塑世界经济,这个潮流已势不可当,对于每个人每个行业,技术带来的冲击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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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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