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资本有罪论”卷土重来

要警惕“资本有罪论”卷土重来

“资本有罪论”的沉渣泛起,实际上就认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有罪的,让人们重回限制依靠诚实劳动致富的时代。

文丨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一)

最近很多社会热点事件之后,舆论中有一种归咎资本的倾向。这种倾向聚集、发酵之后,一篇名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终于此捅破了很多人担心的那一层纸,引发社会热议。

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私营企业,有其优势,有其劣根”,实际上,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私营资本的劣根性。这种言论并不少见,不过是“资本有罪论”的重现。

中国有着长期的计划经济历史,人们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资本的认识难免有偏颇之处,敌视资本与企业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社会现象、各种突发事件时,就会把一些问题错误归因,归咎于资本。

比如滴滴事件之后,人们往往说,资本嗜血。但是,他们忘记了资本、市场都离不开社会环境,需要以公共服务为基础。比如,快速的接警、出警、政府部门提供相关数据以进行背景筛查等等。

另一个经常被用来论证资本家黑心的,恐怕就是社保问题。社保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的社保体系是1992年之后才逐步建立的,有历史欠账;而且,中国企业的总体负担一直处于全球较高水平,一直以来,企业通过各种灰色手段躲避了征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员工与企业的共谋。所以,当技术发展造成政府征收力度加大,企业实际负担猛然上升,就会造成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仔细研究、公开讨论、政策上做进一步调整,但是,很多人却仅仅将之归咎于“狠心的资本”、“黑心的资本家”

某种程度上,归咎于资本,是一个中国式的智慧。中国人在维权的时候,倾向于有钱人、大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在时下新兴的共享汽车中,当发生车祸时,受害人往往是直接的、明显的放过有过错的驾驶者,而要求共享汽车平台赔偿。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变通的中国式处世哲学。

遗憾的是,这种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智慧,也成为媒体的生存智慧。当下的中国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有的确有着现实的困难,以至于有地方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媒体进行媒体监督。这种困境之下。但是,媒体是天然的需要追逐热点的,需要阅读量。于是,诸多热点发生之后,媒体所有的火力都集中于“可批评”对象——资本。

于是,但传统的观念、现实的中国式智慧被媒体放大之后,中国社会中就出现了敌视资本的风气与言论,于是,在享受了资本带来的40年繁荣之后,资本有罪论却沉渣泛起。

(二)

这种趋势,对中国的损害会很大。

在当下很多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中,不同性质的资本,是不一样的。国有资本是大国实力,而私营资本,则更多的体现了劣根性,负面评价,以及管制也更多的指向后者。然而,国有资本有其优势,也有弱点,其目标是多导向、多约束的,经济效率更低。那么,民资与国资的融合,就会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

当效率降低,就会在长期损害创新。

在联想的与之争中,人们热捧倪光南“技工贸”路线,贬斥柳传志的“贸工技”路线,认为这条路线没有过硬的产品,没有核心技术。由此还贬低中兴,热捧华为,觉得华为才是有创新,有芯片。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如果一开始就技工贸,可能联想早就倒闭了。企业家经验非常复杂,并不是一味创新,就能做得好企业的。

更错误的是,顺着这一思路,当下很多中国人认为,为了鼓励创新,呼唤创新,就要限制资本,认为资本短视,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创新。

但是,当下世界的创新高地美国的哪一项创新,是因为打击资本得到的呢?恰好相反,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原初动力。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迪士尼的沃尔特·迪斯尼、微软的比尔盖茨,沃尔玛的萨姆·沃尔顿,华为的任正非,SpaceX、特斯拉的马斯克,都是企业家。他们推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雷神公司、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些全球顶级的军工创新,体现大国力量,中国工业党的梦中的情人,却从来都是不折不扣资本的产物。而无数中国人心目中的芯片,从第一个晶体管诞生,但硅谷的“始祖”仙童公司八个天才的叛逆的出走,开枝散叶塑造出硅谷。这背后,都是资本,都是人性逐利,都是企业家精神。

从这个角度,“资本有罪论”的沉渣泛起,实际上就认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有罪的,让人们重回限制依靠诚实劳动致富的时代。所以,当下对中国社会中对资本、企业家的误解与错误归因,不但无助于社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却往往会因素朴素的、传统的观念而导向恶性循环,损害经济,损害创新。

(三)

某种程度上,对资本的认识,对企业家的认识,对企业家精神的认识,是价值观的不同侧面。

近年来,政府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作用”、“企业家才能”等关键词,反映出对企业家群体的高度重视。2014年11月,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精神”,四个字,含义巨大。企业家精神,并不是“苦干实干精神”,“雷锋精神”这样一个形容品质、毅力的词,而是一个专有名词。“企业家精神”指企业家在精神、技巧、性格方面的一系列特质、技能的集合,比如决心、判断、风险偏好、进取心、计算能力、商业分析能力、说服能力、甚至偏执。在这些技能基础上,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在西方经济学中,它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于资本、土地、劳动之外的,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参与企业创造的价值的分配。而在政治经济学中,是没有“企业家精神”这一要素的,这一部分价值,大致对应于剩余价值。

所以,当下的一些奇谈怪论,或许看了一些表面迹象,就做投机之举,但却对中国当下深化改革的迹象视而不见。

(四)

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经济自由,释放了资本的巨大力量。但本质上,这是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释放了中国人勤劳、聪明的特质。从而让中国在短短四十年内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经济,促进创新,我们同样需要、甚至比以往更加需要资本与企业家精神的存在,更加需要的是警惕这种“资本有罪论”,为了企业成长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

刘远举

刘远举

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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