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明文禁止抢夺儿童,包括亲孙子

虽然本案不无巧合之处,但多名网民对自身类似经历的讲述和巨大的社会共鸣,都推动着我们应专门为此制定或解释法律规则,解决以家庭纠纷名义“抢孩子”的问题。

文丨特约评论员 缪因知

6日夜间,北京警方公布了“商场抢孩子”事件的调查结果。根据警方的认定,抢孩子的三个人主观上只是帮助李老太抢她的亲孙子。李老太确实有一个14个月的亲孙子,因为她儿媳在闹离婚,老太很难见到孙子,而出此下策。

事发商场门口

所以,“抢娃四人组”看上去可以洗清职业人贩子的罪名,但事发现场的惊悚、幕后情节的离奇,让许多人不禁追问:“抢对了就没事了么?”

法律需要应对现实生活。现实已然把冲突推到了我们眼前,如果我们不是坚信此类事件空前绝后的话,就应该思考:法律是否有必要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或细化解释、禁止任何人(包括近亲属、合法监护人)强力抢夺儿童。本人认为,“一刀切”的禁止确有必要。

首先,监护权争议不应通过抢夺手段来解决。本案中,李老太的儿媳虽已诉请离婚,但8月21日,法院判决不准双方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当尚属夫妻共有(即便离婚后,非共同生活方也有探望权),血缘亲情亦割不断,母亲拒绝让奶奶见孩子存在不妥之处。然而,李家婆媳矛盾、儿媳夫妻矛盾等由来已久(北京警方已经为此接到4次报警),孩子母亲因此排斥婆婆,亦不罕见。此番风波也证明了该老太并非“好惹的”。

更重要的是,从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看,在监护权产生争议时,若非现状明显对孩子有害,一般就应该维持现状。否则,既可能令孩子习惯被打乱,也会令其产生不安感。当事人只宜通过说服教育或诉诸法院等方式来解决,而不能通过“武力”抢夺。否则,你今天可以争,我明日也可以抢,何时是个尽头。对此,还值得参考的是:最高法院1993年有关意见指出,离婚时,一般应判决2周岁以下孩子随母亲生活,母亲无力抚养等情形除外。

其次,抢夺儿童本身是一个极为危险的行为。儿童身体孱弱,在抢夺中可能发生拉伤、摔伤等意外事件。替别人抢孩子的“好人”,也可能被围观群众误认为人贩子而遭到围殴,这次沙某某等三人能安然无恙,已属于幸运。

再次,帮人抢夺儿童所造成的恐慌可能不亚于人贩子。在一些案例中,无力直接参加“战斗”的“委托方”可能会隐身。而本案中,李老太在远处看到“儿媳”后自身摔倒,继续奋勇上前的是三个与其儿媳互不相识的人。换言之,即便指认无误,真儿媳和孩子本身的感知也是三个陌生人在抢孩子。这种行为给当事人和围观者所造成的恐慌,与人贩子抢孩子并无二致。此外,陌生人帮忙抢孩子的操作若被许可,或将给真的人贩子被围堵时提供脱身的借口。

最后,错误抢孩子会造成其他伴生性风险。本案至少说明,“抢错孩子”具有现实性。三人若非“武力值”较低,而是能成功将孩子带出交给李老太,则无论是李老太匆忙间不及辨认就把孩子带走,还是在发现错抢后出于紧张将孩子带走、甚至随处一扔,都会将事态恶化、复杂化。

虽然本案不无巧合之处,但多名网民对自身类似经历的讲述和巨大的社会共鸣,都推动着我们应专门为此制定或解释法律规则,解决以家庭纠纷名义“抢孩子”的问题。

从法律上看,本案警方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扰乱社会秩序条款来解决,有结合实际的灵活性,但亦有不足。即如果“四人组”是在人流较少的地方“速战速决”地抢了孩子,那反而不会由于遭到过路群众围堵而“扰乱社会秩序”了。

《刑法》中的拐卖儿童罪包括了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行为,不过拐卖儿童罪强调以出卖为目的,比起抢夺自家小孩的危害性大得多,不宜简单扩张适用。

但法律顺应现实生活、实现细致化仍是有必要的。“举轻以明重”,当前法律明文禁止抢夺财产。“抢夺”自己拥有但他人合法占有的财产,也未必不构成违法犯罪。家庭成员发生纠纷时,对家产尚且不是“谁抢到算谁的”,若对更为珍贵、具有主体性的孩子反而是“抢了没事”,显然不妥。

《治安管理处罚法》(2013年修订)已经涉及了非公共性的家庭事务,如第四十五条的虐待家庭成员责任,而可能的制度完善路径可以是增列“因家庭纠纷,抢夺家庭成员中的未成年人的”情形,其释义指“通过身体强制手段,改变未成年人原有的实际被监护状态”,从儿童身心发展实际看,一般指的是10周岁以下儿童。在理解上,则需要注意,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未依法丧失监护权时,父母是优先监护人,其他近亲并无与父亲或母亲可相提并论的法律监护地位。

非近亲属参与抢夺儿童的行为更应该禁止,否则可能会导致家庭纠纷一方动用涉黑等“职业”人士参与,增加现场情形的识别难度和混乱度。对其亦可以考虑增加可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法定情形,该罪在实务中可适用的行为种类较多,而《刑法》本身列举的寻衅滋事行为已包括“追逐、拦截他人,情节恶劣的”,与“抢孩子”更为接近。

唯有从法律层面上细致化限制此类事件,才能最大限度杜绝恶劣事件的发生,保护孩子和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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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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