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莹之后,学术共同体的力量何时真正崛起

确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追溯原则,让学者对学术操守终身负责,既能够提醒当下的人不逾越学术伦理底线,也是对学术公平的维护,阻止不合格的学术“劣币”挤占“良币”的生存发展空间。

文丨特约评论员 王钟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的多篇中文论文涉嫌抄袭并一稿多投的情况被《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后,不仅在学术界内部,在公共舆论空间中也激起了巨大反响。南京大学随即表态,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如问题属实绝不姑息,对学术不端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等。

相比梁莹一人的被处理,更应该关心此事件所暴露的学术界普遍问题。在面对《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梁莹那句“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尽管不乏偏激和情绪化,但确实也为整体学术生态敲响了警钟。

学术评价机制的机械化

追溯梁莹学术成长史,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轨迹,她的大量学术作品正是在研究生这一时期发表的。报道指出,仅2003、2004、2005年,她就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发表16篇,且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署名。正是这样堪称海量的论文,奠定了她进入南京大学任教的基础,南大就有教授表示她凭借论文数量优势通过了投票。

姑且不论这些论文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抄袭和雷同问题,单单就论文的独创性和学术价值来说就经不起推敲,因此,当初南大决定聘用梁莹时,学院内部才会产生不同意见。遗憾的是,在机械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主导下,相关不同意见并没有被尊重。在以追求数量为主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论文发表数量成了学者能力的主要体现。

实际上,这样的学术评价机制是自上而下一脉相承的,不光成熟学者要努力提高论文数量,高校对于研究生在奖学金评定等方面也直接与论文数量挂钩。梁莹在学生时代就发表数量如此众多的论文,显然与培养单位的激励机制有着密切联系。

近日,多部门联手清理学术评价“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进一步推动确立健康、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衡量学术能力的标准,理应是学者的独创性、严谨性,对学术创新产生的实际价值,而不是任何数量和头衔的积累。期待学者只凭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也能评教授、获大奖,在国内不再成为个例。

学术共同体的内部监督薄弱

梁莹事件给人带来的第二个反思,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内部监督机制过于薄弱。

学术天然地存在专业壁垒,舆论监督总有力不能及的领域。因此,跟对很多行业包括政府权力机关的监督不同,学术行为的监督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作为。如果学术共同体的内部监督不能在第一时间当好守门员的角色,就可能让梁莹这样素质堪忧的人物混入。

受行政化的弊病制约,再加上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国内学术共同体的成长仍然很不成熟。每一个学者都有道义担当学术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监督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在论及学术共同体的自律性时,就提出国内学术界在引入“同行评议”以后,发生了扭曲和败坏,存在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三大问题。

把学术评价交给学术共同体,无疑是提高学术水准的必由之路。但学术共同体在国内如何形成,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排除消极干扰因素,仍然需要漫长的探索。

学术不端行为的追溯原则

许多学者在学术生涯早期的不端行为被不断曝光和揭露,梁莹也在报道中提出不希望早年的错误影响自己的前途,“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如何追溯,需要明确的回应。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追溯依然被动,鲜见学术刊物主动撤销未达标准、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文章。而学者在研究生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也可能在其毕业以后封仓入库,如果在公共数据库里不留下痕迹,他人即使有意查阅和监督,也几乎无从下手。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论文积累下来,而相关论文作者也逐渐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甚至完全可能成为相关专业的骨干、带头人,在学术界发挥越来越大的能量,对其开展监督也越来越困难。

显而易见的是,学者在学术成长早期发表的论文,不管质量多高,都会形成某种铺路石效应。追溯学术不端行为,不仅是追溯一位学者过去不良行为的责任,也是对其现有不当学术利益的否认。像梁莹那样在自我辩解中认为不必追究早年事情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跟的。同样,一位学者在步步晋升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努力”程度并不能说明什么。“努力”错了方向,就是对学术的亵渎。

确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追溯原则,让学者对学术操守终身负责,既能够提醒当下的人不逾越学术伦理底线,也是对学术公平的维护,阻止不合格的学术“劣币”挤占“良币”的生存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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