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24——2018):侠客笑傲江湖远

在一个实用主义当先、利己主义称霸的时期,金庸小说把曾经主宰人类从洪荒蛮远走到高楼大厦的“人的力量”,凸显在字里行间,刻写在我们眉宇之间。

文丨特约评论员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清澈明静的天堂。烽烟弥漫的20世纪与激情洋溢的侠骨柔情,他留给了这个世界抗争黑暗的悲壮苍凉故事,在心灵间镂刻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金庸去了,武侠的时代也似乎随之结束!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没有英雄,文学就会给你想象英雄。金庸生产了壮美的武侠气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刚至坚、胡斐的一往无前、陈近南的大义凛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与黄老邪的洁身自好……

然而,金庸小说之境界并不仅仅在于这种“侠之大者”的痛快淋漓,更在于隐伏在侠骨豪气里面的一种“小人物的悲哀”。令狐冲在绿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与琴曲中孤寂的凄美、陈家洛悲悼忧郁的面容间蕴藏的世间悲苦、张无忌栖栖遑遑渺无前路的彷徨、杨过黯然销魂掌隐喻的绝望、韦小宝无所用心狡诈卑鄙中透露的灰心,以及义无反顾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灵素、英姿飒爽的霍青桐、偏执无着的岳灵珊……金庸并没有假情假意地给我们描述“伟人的江湖”,而是铺开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20世纪心灵地图。

在《天龙八部》中,大侠萧峰两军阵前自尽,曾经让我唏嘘不已也心扉震撼。原来在昏聩疯狂的历史中,既有袁崇焕砥砺奋进的美,也有袁承志独身自好的情。金庸小说终究不是道德文章的说教和圣人精神的自恋,而是“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勇气和“不动即不伤”的哀怨。阳光和黑暗总是界限分明线条简单,而“影子”的无处可去而必然要去的悲哀,才是20世纪——一个革命、激情和浪漫的时代里芸芸众生的素描。

不妨说,不是金庸去了,武侠的时代才结束了,而是金庸来时,就看到了一个武侠时代的结束。金庸小说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其揭示的英雄的豪气干云,而在于他写出来的我们每个人的无能为力。

细看其曾经叱咤风云的主人公,要么是萧峰一样的“真实死亡”,要么是以退隐的方式“象征死亡”,就连韦小宝也悄然离开,不知所终。金庸把苏东坡“江海寄余生”的闲情逸致,变成“小舟从此逝”的无语落幕。这不是“告别崇高”,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一方面是救济天下的英雄错觉,另一方面则是无力作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说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为了制造悲剧,而是悲剧现世本身;不是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写知识分子“世间不平事乃以剑消之”的狂想,而是写这种狂想本身已经丧失了想象的土壤。

不妨说,时代无金庸,金庸有时代。

金庸不应该属于我们的时代。所以,他在小说里写了逍遥自在的桃花岛、忘情俗世的忘情谷、无人能会的活死人墓、一骑绝尘的大雪塞北与杳无音讯的东南小岛。金庸用桃花源的美丽,衬托无处私奔的精神绝境;用一去无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诈市侩的平生。

然而,金庸却写出了我们时代的内在精神史诗。无论怎样万千阻障和山高水长,依旧有执着坚定的信诺、至死方休的爱情、纯洁无瑕的友谊和一笑放下的洒脱。金庸小说最终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灵创伤,而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痴绝、不肯“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独立、于威严肃穆的权威面前嬉笑怒骂的脊梁和“不恋投来食”的尊严。

在一个实用主义当先、利己主义称霸的时期,金庸小说把曾经主宰人类从洪荒蛮远走到高楼大厦的“人的力量”,凸显在字里行间,刻写在我们眉宇之间。

金庸去了。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辉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说把这种卑微底色的勇敢写了出来,在崇高里多了份苍凉,在苍凉里又平添几分刚毅!这是一个经历过战乱、动乱和爆炸式繁荣的人,写出来的那个世纪的逻辑,又是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自我。

在《鹿鼎记》后记里,金庸说,如果没有意外,就不再写武侠小说了,但是,生命中充满了意外。我一直期待这个“意外”,不想却等来一个武侠时代结束的今天。狂来说剑,怨去吹箫,金庸去了,但总有清凉明净的眼眸,照彻昏暗世道的湖面……

作者

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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