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争议:科学无止境,探索有章程丨凤凰网评论

任何探索不能脱离现代社会而存在,既然当前的传统伦理观点并不认可盲目的人体探索,实施者就必须估计这样的工作原则。

文丨特约评论员 郑山海

11月26日,人民网刊发了一篇《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这项技术的成功,可能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但在圈内人看来,这却是一次突破了医学伦理底线的沽名钓誉。

基因编辑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项医学技术,由于它可以实现对人体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继而改变人体的某些“先天不足”。因此具有非常诱人的应用前景,在学术界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医学热点。

但是,任何一个全新的医学探索,都充满了未知,弄不好就是一个集各种善恶于一体的“潘多拉的盒子”,在带来某些积极改变的同时,也导致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基于此,是否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与胚胎,充满争议,因为这项技术的实施,很可能不局限于之治病救人,而是改造人类,让人类朝着一种可能是不可控的方向,畸形发展。因此美国在去年虽然同意了基因编辑技术可用于对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的编辑,但仅限于双方均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父母,想要健康的孩子却别无选择时。这也就是说,将这项技术在美国也依然限定在治病救人而不是“改造人类”上面。

那么我国新诞生的“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是属于治病救人的范畴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就艾滋病而言,虽然目前还不完全可治(控),但它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只要能规范自己的性行为,不接触被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这两个孩子本来就可以不患艾滋病,现在却在孩子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给他们改造了部分基因,让他们成为可以免疫艾滋病的孩子。但价值在哪呢,这本就是避孕套可以搞定的事情。

其次,有了这样的基因编辑,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艾滋病?这是一个很难得到验证的结论。在孩子未来的成长中,我们不可能给他们注入艾滋病毒,来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具备了免疫艾滋病毒的机会。

其三,两个婴儿,编辑的基因片段也不相同,这究竟是技术导致的差异,还是这两个婴儿将来都是当作了对方的对照组?如果是后者,这将是巨大的医学丑闻。

其四,艾滋病患者虽然无辜,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艾滋病患中90%是通过性传播的,这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有过性生活方面的不洁史。对于一个“关闭了艾滋病感染大门”的人,会不会因此在她们的性观念上产生其他不良的暗示?会不会因此增加罹患其他疾病的风险,这个问题同样难以预测也难以验证。

不管怎样,旨在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存在应用价值不大,且难以验证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获益不可知,风险不可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贸然用在婴幼儿身上,显然是有违医学伦理中基本的有利原则。

医学伦理是医疗行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准则,是医疗规范体系中居统帅和主导地位的最高规范,是某一医学发展阶段及特定社会背景之中的医德基本精神的集中反映,一般将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作为四大基本原则。

其中,有利原则就是要求把有利于患者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求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行为对患者有利,既能减轻痛苦,又能促进健康,不仅对患者有利,而且有利于医学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人群、人类的健康和福利。因此,每一个用于人体身上的新的医疗尝试都应该反复论证,寻求到非常充分依据才可以展开。

虽然,组织实施婴儿基因编辑技术的贺建奎面对质疑依然坚称,伦理将站在他们一边。他的重要论据就是孩子目前很健康,孩子的父母感谢孩子的身体被关闭了感染艾滋的大门。但问题的关键是,孩子现在的健康不代表她们的未来不会有更高的健康风险,而且,关闭感染艾滋的大门是不是需要通过基因编辑来获得,相关的知识贺建奎团队是不是给当事人做了充分地告知,也许目前家长的观念正是因为没有获得正确的有关知识。

我们不否认贺建奎团队和其身后的支持者,确实具有在科学领域不断探索的精神。但任何探索不能脱离现代社会而存在,既然当前的传统伦理观点并不认可盲目的人体探索,实施者就必须估计这样的工作原则。而且,基因编辑预防艾滋病这事跟他自己类比的试管婴儿完全没有可比性,试管婴儿是因为当事人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健康的胚胎,而艾滋病的预防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作者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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