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大参考｜“文在寅复仇记”落幕，他成功了吗？

文/周晓蕾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

5月9日，文在寅在青瓦台发表卸任演说，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团结人民的心”

核心提要：

1. 韩国政治生态中，代表保守和进步的两大势力交替执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高潮到1998年起金大中、卢武铉等进步派总统上台，进步派逐步构建起“进步=民主=统一=民族=独立自主”，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保守=反民主=反统一=反民族=依附外力、亲日亲美”的概念。这两派的霸权斗争是理解韩国政治的关键，也是所谓“文在寅复仇”的深层背景。

2. 虽然卢武铉被保守派攻击为“失败总统”，但他跳崖明志后，成为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悲剧英雄”政治符号。文在寅对“卢武铉继承者”身份的强调，是进步派执政正当性与道德性的来源。随着2013年《辩护人》等电影上映，卢武铉被神圣化，宣告着进步霸权的诞生。2016年文在寅将反对朴槿惠的“烛光集会”，视为直接接续韩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威权主义精神的重大历史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进步政治的话语霸权。2017年上映的两部电影《出租车司机》、《1987》便是这一“革命史观”的代表之作。

3. 但文在寅错解了“烛光集会”中民众所抗议的“积弊”。他们真正抗议的不止是保守派，更是近20多年来韩国社会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民主危机。由于有意忽视工人运动的力量，韩国进步政府同样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助推财阀经济结构的巩固与社会两极化加剧。而文在寅政府拿不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进步霸权遂告衰落。尹锡悦在竞选时称未来“将对文在寅政府进行积弊清算调查”，这意味着，以“进步”“保守”为名的权力之争、“清除积弊”的恶性循环，日后仍将继续。

文在寅于总统官邸。资料图

5月9日当地时间傍晚6点，文在寅从青瓦台下班，正式卸任总统一职。

长久以来，中国公众对文在寅的认知多来自一则坊间广泛流传的复仇故事。 在那则充满了古典侠义想象的政治神话中，文在寅被高度抽离出本国政治社会语境，化作誓为挚友复仇而卧薪尝胆、以一己之力对抗财阀利益集团的孤勇之士。 显然，如此“去脉络化”的演绎无法通往对任何政治人物的公允评论。

事实上，直至文在寅卸甲归田的这一刻，我们也难以做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 他究竟算是一位成功的总统？还是失败的总统？

2021年年中，文在寅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文在寅是成功的，他是韩国民主化后首位摆脱了“跛脚鸭”命运的总统。此前历届总统，任期末支持率无一例外均陷低谷（金泳三6%、金大中24%、卢武铉27%、李明博23%、朴槿惠4%），然而文在寅不仅在任期的支持率普遍高于同期历届总统，卸任前仍维持在40%以上。

4月22日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韩国民众对文在寅国政执行的支持率为44%，而对候任总统尹锡悦的支持率仅为42%。行将卸任的现任总统的支持率高于候任总统，这是史无前例的，足以证明在韩国民众心目中，文在寅执政5年的得分不低。

正因如此，下届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后第二天，青瓦台国民请愿平台便出现一封名为“文在寅总统我爱你”的请愿帖，并在一个月内获得28万次赞同。 帖子称： “文在寅执政期是韩国‘再造山河’的五年，让人切实感到身为发达国家国民的自豪。 ”

标题为“文在寅总统我爱你”的帖子。截至4月9日，该帖点赞数已达28.7万。请愿帖赞同数达20万，则青瓦台应作出回应

文在寅也是失败的。正如近日他在与媒体人孙石熙的访谈中苦涩的笑言：“支持率有意义吗？政权交替了，我的支持率高又有何用？”甫落幕的第20届大选，标榜“进步”价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以下简称“民主党”）时隔5年便拱手让出政权，打破了民主化后韩国保守与进步政府每10年交替执政的周期规律。击败民主党的保守党候选人尹锡悦，曾是文在寅亲自任命并寄予厚望的总检察长，后者喊着“政权审判”、“ABM(Anything But Moon，只要不是文在寅就行)”的口号一举赢得大选——用文在寅自己的话来说，“着实讽刺”。对此，韩国舆论的普遍解释是，“正是文在寅政府的失败，导致了民主党的败选。”

4月25日、26日，韩国文在寅总统与前JTBC主持人孙石熙的访谈《对谈：文在寅的5年》

该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状况？且让我们暂时忘却那则文在寅复仇神话，而将这位韩国进步政治的代表人物，放回本国的社会脉络与政治坐标中，重访这些年韩国进步政治的兴与衰。

卢武铉继承者：进步霸权的诞生

青年时代的文在寅

韩国虽实行多党制，然而实际长期却是两大政党交替执政，各自代表保守、进步两大政治势力。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二战后民族分裂、战争、冷战对峙等特殊历史经验，造就了韩国政治语境下独特的保守、进步意涵。

保守派较多沿袭了反共主义、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等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遗产，且背负着殖民时期亲日的“历史原罪”；进步派则转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在野、学生运动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力量，高举近代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追求统一的民族主义与反抗威权的民主主义旗帜，建构起一套与保守相抗衡的“进步”价值：“进步=民主=统一=民族=独立自主”，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保守=反民主=反统一=反民族=依附外力、亲日亲美”。

1998年起，金大中、卢武铉两届进步政府打破保守政党对韩国近35年的统治、实现历史性的政权更迭。这给长期独占国家权力的保守派带来强烈危机感，后者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集结反扑，不仅推出卢武铉弹劾决议案，更动用主流媒体肆意攻击政府各项政策。以至于卢武铉卸任前夕，“都怪卢武铉”变成韩国社会的一句流行语——“房价涨了，都怪卢武铉”、“国家队输球了，都怪卢武铉”、“投资失败了，都怪卢武铉”……卢武铉作为“失败总统”的代名词，俨然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保守派对卢武铉的攻击在其卸任、乃至2008年跳崖明志后仍未停止，持续借公开“朝韩首脑会谈纪录”等方式，给这位已故前总统贴上“亲朝”、“破坏国家安全”等标签。死亡都无法终结的政治报复，证明其最终标靶绝非卢武铉本人，而是为了构筑一套全面压制进步派的对抗意识形态：“进步=亲朝左派=亲共卖国=反自由民主=破坏美日韩同盟”。

卢武铉是从他住所后面山上（奉化山）的“猫头鹰岩”跳下来

然而，卢武铉的悲剧性离世却极大改变了韩国公众的政治情感。对卢武铉的猛烈攻击，反而削弱了保守派的道德感，进步派则借对卢武铉的“哀悼政治”，占据了道德高地。生前被视作“失败总统”的卢武铉，死后却被赋予悲剧英雄的形象，成为一个极具号召力的进步政治符号，极大巩固了进步派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文在寅在卢武铉葬礼上向李明博鞠躬。

在李明博、朴槿惠两届保守政府时期，进步派成功地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与对卢武铉离世的集体负罪感相连，转化为动摇保守政治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朴槿惠政府时期达到了顶峰，彼时大量涌现纪念卢武铉的书籍与影视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是2013年上映的电影《辩护人》，这部以卢武铉为人物原型的商业电影不论在票房还是口碑上皆大获成功，在公众心目中确立卢武铉作为进步政治象征的形象之余，亦唤起后者“未能守护好卢武铉”的愧疚之情。

《辩护人》海报

2016年冬，在朴槿惠“闺蜜干政”案引发的大规模“烛光集会”中，卢武铉挚友与昔日幕僚文在寅在人群中手举蜡烛的坚毅形象，再次召唤起人们对卢武铉的哀悼与怀念，并迅速转化为“守护文在寅”的政治情感——要知道不过几年前，韩国民众对文在寅的普遍印象尚停留在那位“优柔寡断”的总统秘书室长，而“亲卢”的政治包袱甚至是导致其2012年大选败选的原因之一。

2016年12月，文在寅在首尔光化门广场参加敦促朴槿惠总统下台的第7次“烛光集会”

对卢武铉的“哀悼政治”也贯穿着文在寅政府始末。 2017年 5月，在卢武铉逝世8周年纪念仪式上，文在寅深情演讲道：

“‘卢武铉’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没有特权和违规的世界、一个常识与原则通行的世界。他的去世让人悲痛，但也唤醒了无数清醒的市民……他受挫后，我们的社会与政治愈发向着不正常的方向逆流……让我们把没能守护好总统的歉意深深埋在心中，一起建设一个正常国家吧。”

2017年5月，文在寅总统在前总统卢武铉逝世8周年追悼仪式上演讲

对“卢武铉”的神圣化，宣告着进步霸权的诞生。 文在寅确是卢武铉的生前挚友，对友人的缅怀几乎是贯穿他个人自传的主轴，然而其作为“卢武铉继承者”的强烈自觉，从根本上却并非源自两者伯牙子期式的深厚友谊，而是进步派获得执政正当性与道德性的来源。正因如此，文在寅在追悼卢武铉时，也划出了一道清晰界限，一边是作为“清醒市民”代表的进步派，另一边则是一手制造卢武铉悲剧、让韩国政治走向“不正常”的保守派。换言之，所谓“文在寅的复仇”绝非其个人复仇，而是进步派指向保守派的霸权斗争。

2007 年 5 月，卢武铉总统（左）在青瓦台与前总统文在寅会谈，当时后者是卢武铉总统的幕僚长

“烛光政府”：进步霸权的衰落

文在寅是在非常戏剧化的情境下登上总统之位的。2016年的“闺蜜干政”案轰动全国，其狗血程度击穿每个人的认知底线，让韩国民众一度集体陷入政治抑郁，在超过1600万人参与的“烛光集会”中，发出“清除积弊！”的呐喊。

2016年-2017年韩国民众举行烛光抗议要求朴槿惠下台。

“烛光集会”令朴槿惠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遭弹劾的总统，也极大动摇了保守派。顺应“清除积弊”时代精神的文在寅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以“烛光政府“的名义执政，且在上台后较长时间保持了罕见的高支持率。2020年4月的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更是“烛光政府”的高光时刻，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共夺得180个议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进步派同时掌握行政、立法大权，可谓韩国建国后首次获得如此高度的政治权力，为进步霸权的巩固铺平了道路。

2017年5月，文在寅庆祝大选胜利

进步霸权的构建不仅基于政治权力，也基于话语权力，“烛光政府”构建了一套垄断民族、民主精神的“革命史观” 。文在寅在多次重要演讲中，将“烛光集会”命名为“烛光革命”，并将后者视作接续1919年朝鲜人民反抗日本帝国的“三一运动”、1960年推翻李承晚政府的“四一九革命”、1980年反对军事独裁政府的“五一八运动”及1987年“六月抗争”等革命精神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意味着，“烛光政府”的正统性直接来自韩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威权主义的革命历史。

2017年上映的两部电影《出租车司机》、《1987》是“革命史观”的代表之作。据说文在寅曾在电影院看得泪流满面，并在映后分享观影感受时，再次将“烛光革命”与30年前的民主化运动相提并论。不论电影本身，还是文在寅的解读，均彰显着进步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将上世纪80年代在野、学生运动主导的民主化运动上升到国家记忆的高度，为以“386世代”（又称“民主化世代”，意指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期间参与学生运动、90年代起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一代人）为代表的进步派赋予高度的道德力量，却压抑遮蔽同期亦为民主化功臣的工人运动。换言之，进步派在构筑话语霸权时，却丧失了其历史性与代表性，进而暴露出“进步”价值的局限与空洞。

80年代学生抗议活动

文在寅将“烛光集会”视作30年前广场政治的重演与继承，也是对这场“革命”刻舟求剑式的误解。正如韩国政治学家崔章集所言，“烛光集会”绝非只是韩国民众对朴槿惠政府的愤怒表达，其根本驱动力实乃近20多年来韩国社会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民主危机。

在5年前冬天的光华门广场，与“朴槿惠下台”口号同样响亮的，是“解散财阀”、“废除灵活就业”、“解决青年失业”等呼声，蕴含着韩国民众对以财阀经济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财富世袭结构不平等的愤怒，以及对1987年民主化成果局限性的问题意识——表现为朴槿惠政府登峰造极的“帝王式总统”的民主制度弊端，以及社会经济层面严重滞后的民主化。

这意味着，30年前取得的民主化成果，或许只是进步与保守两派间达成的一种“妥协性民主”。这解释了缘何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包括文在寅政府在内的历届进步政府与保守政府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与其说是左右之别，不如说是温和右翼与极右之别；解释了财阀经济结构的巩固与社会两极化加剧的发端，为何始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进步政府；也解释了文在寅政府为何始终缺乏有效缓解不平等结构的一贯性政策框架，且长期忽视劳动问题、气候危机、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层面的进步议题。

《寄生虫》创意海报。该电影讽刺了韩国贫富分化以及阶层固化的问题

说到底，进步派借对卢武铉的“哀悼政治”与“革命史观”，致力于打造一个不断抗争的进步形象，以及作为前者路障与敌人的保守形象，仍囿于30多年前“民主vs反民主”的斗争思维。 未意识到30年前民主化运动中作为广泛动员对象的“民众”，在20年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洗之下，早已被细密分割为无数原子化的“小众”。

当代韩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绝非简单的“民主vs反民主”，而是阶级、性别、世代、地区等多重矛盾，甚至同一纬度下盘根错节的对立，连工人阶级都早已分裂为正式工与临时工、大企业“贵族工会”与中小企业职工等多层对立。真相是，根本不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民众”或“清醒市民”。政治不在广场，而在日常生活。“小众”热衷的，不是革命，而是如追星般追捧政治人物的“饭圈政治”、是“青瓦台请愿平台”式的直接民主主义、以及诉诸各式身份政治的民粹主义动员。

反对党议员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在韩国国民议会外抗议文在寅的领导

也正因民众主体的变化，“烛光集会”虽然在推翻朴槿惠政权这一点上，梦幻般地跨越不同阶层、世代、性别、地区、甚至理念差异，达成空前团结并获得胜利，对根本性变革方案却缺乏实际共识，最终只得流向一个无比抽象的标语：“清除积弊”。

进步派将“积弊”狭隘理解为保守派，建立起高度道德化的进步霸权的代价，是后者高度的脆弱性。 这解释了为何“曹国案”给韩国民众带来如此巨大的情感冲击。2019年，文在寅政府前法务部长曹国因女儿入学涉嫌伪造文书、家人涉嫌投资私募基金避税而宣布辞职——这些对于保守政治人物而言司空见惯的道德“瑕疵”，对于高举“公正、平等、正义”旗帜的进步政治人物却是致命的，因其激起了民众强烈的背叛感与幻灭感。

2019年曹国被任命为法务部长，但随后一个月内其大量丑闻曝出，自觉遭到欺骗的韩国民众上街抗议

随着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前釜山市长吴巨敦等民主党人士接连身陷性丑闻，进步派在民众心目的形象，不再代表一种反抗力量，相反，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权贵集团，在享受特权、谋取私利上与其政敌并无二异。所谓“清除积弊”，亦变成了既得利益阶层内部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曹国案”后，韩国舆论中的“进步”一词不断被污名化，几乎成为“伪善”、“双标”的代名词。尤其年轻一代，对那些将当年学生运动经历作为“奖牌”挂在胸前、冥顽不化的“386世代”极尽嘲讽。保守派则顺势将社会经济两极化、不平等问题等责任一股脑全部推给对方阵营，打出“只有消灭386世代，年轻一代才有活路”的煽动标语，将愤怒的年轻人纳入麾下。

“386世代”也遭到进步媒体与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被指沉溺于斗争思维，背弃了进步价值的初心，甚至被揶揄：“如此具有道德力量的权势集团在现代韩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进步”价值的污名化、进步派内部的批评与分裂，宣告着进步霸权的衰落。

尾声：“清除积弊”的恶性循环

文在寅是一位踏实勤恳的实干型总统，在推动朝韩和解、新冠防疫、扩大韩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等方面政绩不菲；他为人谦和儒雅，深受民众爱戴；所属政党在国会占有五分之三席位的绝对优势……这一切本应成为民主党继续执政的保证，却以失去政权而告终。

直至与孙石熙的近日访谈中，难掩倦色的文在寅仍执拗地将民主党败选原因归结为保守派的百般阻挠，未触及其落败的内在原因——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与朝鲜半岛分裂体系的根本性制约下，进步派在代表性与理念价值上的缺陷。

另一厢，今年3月初选情最为激烈胶着之际，时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的尹锡悦公开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对文在寅政府进行积弊清算调查。”赢得大选后，他亲自前往朴槿惠私邸，就当年查处“闺蜜干政”案表示“没有颜面，深感抱歉”，称日后将继承朴槿惠政府政策，为朴槿惠恢复名誉，并邀请后者亲临总统就职典礼。

2022年4月，候任总统尹锡悦拜会前总统朴槿惠

多么熟悉的故事情节。根本性的变革方案付之阙如，“积弊”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积弊”由保守派变成了进步派。虽然尹锡悦将总统办公室迁至龙山、宣告彻底终结“青瓦台时代”，在民主党仍占国会多数议席的“朝小野大”局面下，短期内亦无对文在寅展开政治报复的可能，然而“青瓦台魔咒”却不会就此告终，以“进步”“保守”为名的权力之争、“清除积弊”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

青瓦台

“烛光政府”的黯然谢幕，也教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烛光集会”的意义。那场被冠以“革命”之名、旨在推动韩国社会根本变革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否真是一场成功的革命？还是如韩国学者千政焕所言，不过是“一种安慰机制、一场嘉年华”？

2016年11月，民众在光华门广场上举行“烛光集会”，要求朴槿惠辞去总统职务

文在寅的复仇，终究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借对卢武铉的“哀悼政治”、“革命史观”掌握政权并一步步构筑进步霸权的文在寅政府，却在执政末期迎来霸权衰落的苦涩结局。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那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