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百年兴盛一时的袍哥组织为何很快覆灭？丨凤凰网评论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的毕业论文为核心材料，王笛对1940年代四川乡村的袍哥组织展开一段引人入胜的微观历史研究。文学的笔法使得本书的场景栩栩如生，材料的丰富让他的叙事由近及远，渐次展开。经由王笛的叙述，袍哥副首领雷明远一家的故事及袍哥组织在在四川乡村及地方权力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得到了鲜明体现，而袍哥组织的覆灭也展示了共产党对乡村社会强大的支配力。而王笛对沈宝媛其人其事的追溯，对她当年调查具体地点的考证，显示出老吏断狱般的洞察力。

雷家的故事

袍哥副舵把子的命运沉浮

《袍哥》开篇的故事即引人入胜：1939年四川成都县的崇义桥，当地佃户、袍哥副首领雷明远在河滩上当中处死自己与大老婆黄氏所生的女儿淑清。这件事的起因是她与一个到家里来干活的年轻裁缝关系亲密，导致流言四起。雷的二老婆雷大娘放走淑清，这对年轻人躲在成都小裁缝父母家。雷明远带领袍哥兄弟闯到那里，将两人抓回崇义桥。为了维护面子、名声和权威，他决定实施私刑处死两人。两声枪响之后，两人都栽进河里，好心的街坊邻居呼叫人救起他们。不料，两个袍哥兄弟跳进奔腾的河水，把女孩的头往水里按，直到她无声无息。

雷大娘痛苦流涕，无望地为淑清烧纸钱，雷明远的原配黄氏悲愤欲绝，但只敢偷偷哭泣。而小裁缝的父母也不敢为儿子伸冤，只能将其尸首打捞上岸，将其掩埋。他们可能以为儿子确实做错了事，因此不敢指认凶手或将其告上官府。

王笛据此分析，一个社团首领可以这样任意处死自己的女儿，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默认家族和袍哥首领有生杀大权。即便是靠近省城的郊区农村，一个社团首领也可以任意判决和执行死刑。显然，现代司法观念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法律也没有应有的威严。

淑清死后，当地小学校长的妻子李姆姆心地善良，自责没有救下淑清。她的精神因此变得不正常，六个月后投河自尽。

此时，崇义桥的中心仍集中于社团。这个乡的正副乡长、治保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都是袍哥。这种现象不仅是当地独有，四川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袍哥“在公私生活上有绝对实力”，“早已控制一切社会的活动”。这一阶段的雷明远想出风头，因为家境好，周围聚集了一帮兄弟在他家“做食客”，他还一度做过副乡长。但是，他更看重崇义桥袍哥副舵把子的身份。

1945年盛夏，21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来到崇义桥，通过雷明远的女儿淑英与雷家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她记录了发生在这个家庭的系列事件，完成了2万多字的社会调查《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以此作为毕业论文。正因于此，发生在雷明远一家的故事也得到了详细记录。

沈宝媛在调查时发现，此时的雷明远已经开始没落。作为一个佃户，他佃有40亩地，雇请一个长工老周耕种，一年两石米加两万块工钱。王笛据此折算，老周一年大约挣到800斤米。此外，雷明远还经常请四个短工，工资按日计算。袍哥虽然在地方势力很大，但也必须遵守契约交租，处于被剥削的状况。而1920年代以来在两湖、两广等地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并未出现在川西平原。当袍哥的副舵把子没有给雷明远在经济上带来实际的好处，反而消耗了更多钱财。但是，雷明远好面子，继续挥霍，导致家境日下。因为他没有按时交租，尤姓地主将这40亩地转租蔡家。蔡家给了雷家50石米（大约1400斤）作为补偿。雷家之后退出正屋，搬到偏房。儿子具龙到成都外西一个汽车修理厂当了学徒。雷明远经营一个烟铺，但无法弥补失佃的收益，他自己吸食鸦片，每个月就要花费200斤米，这让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这也意味着，他在袍哥中的地位进一步下滑。因为身体衰弱和精神萎靡，他也没有精力管理社团活动了。

1946年正月十九，雷家的丫头俊芳遭到一次毒打之后，跟着袍哥老李半夜偷跑，雷大娘说，她偷走了淑英的新棉袍、蓝布大褂、布料、短衣裤等等，还有几百块钱。袍哥三天后打听到，俊芳在离当地500里左右的一处山区。但是，正舵把子佟念生和副舵把子雷明远关系不和，而去当地抢回俊芳，则势必要与那里的袍哥集团发生冲突，于是对此事拖拖拉拉，雷明远只好自认倒霉。为了淑英交学费，雷大娘和雷明远大闹一场才得以如愿。他们一家随即找到一处房子，和两家推车的人成为邻居。自此，雷明远开始了一个普通下层人的生活。他打算继续贩卖鸦片，但自己依旧终日躺睡在榻上过烟瘾。

袍哥集团

从兴盛到覆灭的曲折过程

袍哥即哥老会，号称起源于17世纪末，因为寻求反清复明，清代时遭到严密查禁。咸丰、同治年间，袍哥势力发展迅速。到清末时，已经渗透到兵勇之中。在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中，袍哥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辛亥革命之后，袍哥的活动逐渐公开。民国时期，政府虽明令禁止，但并未强力镇压。因此，袍哥势力蓬勃发展，逐渐在川西平原控制了地方社会。从下层民众的无形组织逐渐扩展到中上层，地方政府无力控制。

在四川，约占四川70%的成年男性都是其成员。大多数袍哥将码头设于茶馆，甚至茶馆即为袍哥所开。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每一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袍哥维系这一区域的公共安全，化解冲突并保护经济利益。重庆1946年的第一节参议员选举，参加竞选的四五十人都为袍哥领袖，非袍哥候选人，则力求加入袍哥组织以获得竞选支持。

袍哥尚义，崇拜关帝。最重要的信条是不奸淫，由此对自己兄弟的妻女，袍哥不许掳掠，但这一条名存实亡。它分为清水和浑水，浑水袍哥经常从事抢劫等非法活动。在两百多年里，袍哥一直和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竞争，争夺地方的控制权。它与保甲、团练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期间，四川许多地方团练首领均由袍哥担任。此外，他们还参与了税收。崇义桥附近的金堂县，袍哥首领贺松爹承包了屠宰税和米粮、棉花交易的称斗捐，然后招标高价转让，从中获得暴利。除了给码头、学校部分之外，其余的尽入私囊。1945年，贺松以地政政府名义在竹篙桥头私设关卡，让过往客商缴纳保商费。只要在竹篙地段交了保商费，就不必缴税给地方政府。1945年初，金堂县田赋管理处徐副科长在竹篙搞土地陈报，勘察土地时敲得一大笔钱。徐未给贺松分成，贺指使爪牙将徐身上的钱财悉数抢走，徐向县长告状也不起作用。

对有正业的平民而言，加入袍哥主要为了自保；对无业者而言，则是以入会为护身符，做不法勾当。袍哥并非一个有着统一中心的组织，各个公口互不统属。但各堂内部都有等级，从大爷到老幺（十哥）共有八人，四和七因为不吉利被排除在外。上层的舵把子发号施令，下层的小兄弟令出即行。中间的三哥、五哥、六哥承上启下。为了争夺利益，各个袍哥社团之间经常发生纠纷，甚至互相火拼。

在日常的生活、仪式和联络中，袍哥经常使用黑话或隐语。“袍哥”取自《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绑架小孩勒索赎金叫做“抱童子”，绑架富人叫“拉肥猪”……遇到纠纷，居民们大都“茶馆讲理”，由袍哥大爷或保甲团防首领做中人，而非衙门告状。一个袍哥到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到当地袍哥的公口“拜码头”，呈上自己原来码头的“草字单片”（类似于介绍信），唱“拜码头书”，然后开始隐语对答。如果是在茶馆见面，经常经过“摆茶碗阵”并吟诵相应的诗，测试通过之后，就能受到款待。

1940年代，袍哥以抗日和排挤外省人为口号，开始合并，以壮声势。1942年，四川袍哥发动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为蒋介石55岁贺寿。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国民政府直接控制四川并主持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让袍哥大量进入基层政权。借此机会，贺松在1942年当上了竹篙乡长。1944年，国民政府在广汉县三水镇近郊修建军用机场，限期三个月内完工。贺松被任命为民工大队长，负责督工。但他不愿在工地吃苦，将职务交给雷烈代理，自行回乡花天酒地。各保送来的机场修建款，不少被纳入腰包。上下克扣导致民工吃住不好，一些人于是开小差，这影响了工程进度。6月，县长派人捉拿贺松，被贺松手下两三百人在押解途中解救。贺松逃走一段时间后托人说情，此事不了了之。1946年，贺松当选为县参议员。1948年，他又被选为青年党金堂县党部主席。

做乡长期间，贺松倒卖枪支弹药到外地，弄回大烟毒品强卖给当地烟馆，他还贪污壮丁款。袍哥大爷郑国山反对贺松的追随者刘府金出任“仁和公”社长，贺松命令杀手将郑击毙在烟馆榻上，而贺松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1949年12月9日，川军首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发布告全川民众书，公开起义。12月27日，解放军进入成都，川西平原基本上被共产党所控制。袍哥的一般成员向政府自首后，基本不受冲击。除了一些和共产党关系良好的舵把子，其他的舵把子有的被处决，有的受到各种惩罚。金堂县的贺松“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多次“组织暴乱”，1950年7月被枪决。一些浑水袍哥和“实力派”袍哥企图继续保持一部分特权和特殊地位，负隅顽抗，最后全部被消灭。1950年2月10日夜，新繁县下乡征粮的30多名工作人员遇难，一些农民征粮积极分子被杀害。解放军通过“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很快平息叛乱，新繁县政府镇压了600多人。显然，袍哥试图依靠过去对抗清政府和国民党的办法对抗新政府，但是，共产党有着稳定地方的强大能力。在此情况之下，袍哥的对抗只是自取灭亡。

《袍哥》一书显示了王笛卓越的叙事能力。他以沈宝媛的毕业论文为根本，以各种史料为参照，讲述了雷明远一家的生活境遇及其时代背景。通过微观的研究，渐次展开袍哥的源起、发展、内部结构，以及在乡村的权力格局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他通过对沈宝媛求学经历、调查经过及左倾倾向的追踪，对她留下的文本做出了深刻分析。经由抽丝剥茧般的推测和分析，他准确找到了沈宝媛毕业论文中化名的“望镇”即崇义桥。总体来说，本书关于袍哥覆灭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略，因此留下了诸多疑惑。据悉，王笛后续将推出一部完整的袍哥史研究著作，这让人充满期待。

追问历史

根深蒂固的袍哥组织为何迅速土崩瓦解？

《袍哥》未曾详述的袍哥覆灭部分，或许正是为读者进一步思考所做的留白。

据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学者杰瑞米·布朗的研究，1950年2月的一份文件显示，新政府在四川已经征收到150万吨粮食，是国民党最高征收粮食总量的1.67倍（《中国当代史研究1》，九州出版社）。正如王笛在书中所说，川西平原只有很少的大地主和土豪，因此，一般自耕农有时也成为征粮对象。1949年底到1950年初，江津县政府对地主和富农“增加六成普征”，但实际加征率是80%，有些地主拿不出粮，只好用地来抵。他们就铤而走险，袍哥再次充当组织者，因此，产生了武装对抗征粮的“暴乱”——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武装暴乱很快被平息。

袍哥迅速瓦解，显然与执政者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首先，对于新政府而言，需要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不可能允许境内出现暴力组织。无论是此前黑社会猖獗的上海，还是袍哥兴盛的四川，都概莫能外。张济顺《远去的都市》显示，上海解放后，新政府很快就稳定了局面，并且在复杂的里弄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毫无疑问，袍哥在军事力量、组织能力等方面，均远远不能与新执政者相比。

第二，新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并非以前的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所能相比。从袍哥的产生与发展来看，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于社会底层的治理能力都很有限。而新执政者在此前的工农运动和斗争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决非此前的政府所能相比。因此，袍哥与此前的政府对抗的经验，到1949年年底已经毫无作用。

第三，在意识形态上，“打土豪分田地”对于底层的贫困农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可以从中分得最实际的利益。一旦部分农民成为新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农民就分化为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关系。这种势力格局一旦形成，袍哥此前的生存根基就受到了巨大威胁。

第四，从袍哥自身来说，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各自为政，这种分散性使得它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事实上，1949年之后，新政府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组织资源，并且实施了镇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袍哥组织，这种带有暴力性质的地方秩序注定需要纳入到新秩序当中，其覆灭的命运，从国民党败退大陆起就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