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应蹄疾步稳

2019-02-12 17:24:57政能亮 来自北京市

文丨特约评论员 谭智心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大事。

6年前的深秋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这是决心,也是承诺。

如今,扶贫开发工作最后冲刺的新起点业已来到。

2019年2月11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狠抓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今年要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十三五”规划实施优先安排贫困地区补短板项目,加强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坚持现行标准,提高扶贫质量,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问题。攻坚期内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继续享受扶贫政策,对返贫和新出现贫困人口及时建档立卡予以帮扶,确保今年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

按照2017年底贫困人口数量推算,目前我国还剩余贫困人口1660万人,预计农村贫困发生率将降到2%以下,扶贫攻坚进入“最后一公里”阶段。

“最后一公里”上的扶贫任务越来越艰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整体脱贫压力依然较大,“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制度问题仍需继续深化改革。减数量和保质量的双重要求虽不矛盾,但要同时实现难免出现“数字脱贫”“盆景典型”“返贫陷阱”等突出问题。这就需要当前的扶贫工作从重点攻克、提升质量、加强保障三个方面同时推进,蹄疾步稳,久久为功。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重点。目前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是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硬骨头”,脱贫攻坚战最为困难的战役已经到来。要实现这部分人口的成功脱贫,必须强化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责任。在能够引入市场的领域,须切实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应该看到,越是贫困地区,市场主体越脆弱。既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和扭转先天资源配置不足和市场失灵现象,又要避免政府担心市场主体套取扶贫款、市场主体害怕政策变来变去的“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难题。最后,要坚持精确瞄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基本原则,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要时政府公共政策实行兜底。

提高扶贫质量,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要求。“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质量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吃和穿的问题可通过产业帮扶、教育培训、政策兜底等加以解决,这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涉及到人的发展权利,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解决,这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不可能一蹴而就。

构建脱贫长效机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当前,一些通过政府帮扶实现了转移就业、出棚进楼,告别城中村、告别蜗居之后的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因不可抗力致贫的现象客观存在;一些收入水平刚刚脱离贫困线的贫困家庭生活依然艰难。

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任务。例如,16世纪波旁王朝时期,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就提出“让每户农民周末餐桌上都能有一只炖鸡”的政策。在长期的反贫困实践中,世界各国积累了不少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1979年,为让当地农民摆脱贫困,平松守彦(Morihiko Hiramatsu)在日本大分县发起“一村一品”运动。该运动以“立足本地、放眼世界,独立自主、锐意创新,培养人才、面向未来”为理念,引导农村居民发现自我,找到本地闪光点,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这些年来,“一村一品”运动风靡亚洲、非洲、美洲。1983年8月,平松守彦到访上海并演讲,随后数十次访华推介“一村一品”。

在中国政府支持和平松守彦的努力下,“一村一品”既珍视人品,又注重村品,重新唤醒了中国一些地区乡村的潜力和魅力,并为这些地区找到了开启致富之门的“金钥匙”。

此外,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进行体制机制建设,成为不少国家反贫困的重要经验。早在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开反贫困制度化的先河。二战后英国又先后通过《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助法》,取代1834年《新济贫法》,逐步形成涵盖国民工伤保险、国民救济、家庭补助、社会保健、国民保险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

只有从制度层面加强设计、从法律层面加以保障,通过良好的公共政策设计和体制机制保障构建脱贫长效机制,帮助这些刚刚脱贫但处于返贫边缘上的人口彻底摆脱贫困,这才是检验脱贫攻坚战成功与否的试金石。(作者谭智心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

责编:崔向升 PN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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