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夯实制度防火墙，让科学家精神归位

文丨特约评论员 马亮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树立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和国内发展转型升级的情势下，唯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并激励科技创新，才能实现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和全球竞争力的持续加强。

《意见》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科技界存在的许多弊病，比如“圈子”文化、“学阀”作风、“四唯”倾向（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科研失信、浮夸浮躁和投机取巧等不良风气。

应该承认的是，这些问题并非耸人听闻的新现象，而是科技界积习已久的体制弊病的突出表现。

针对科技界存在的上述问题，国务院此前也多次出台文件，要求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机制、调整科研人才评价标准、精简科技经费项目管理程序。但是，之所以此类问题屡禁不止，关键的问题在于政策执行不到位。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没有真正执行文件，甚至违背文件精神，对政策执行“层层加码”乃至“变本加厉”。

科技工作是一项苦差事，往往要求科研人员“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但在当今这样一个科技发达和过度世俗化的社会，要想使科技工作者始终秉持科学家精神，就要为其减负、松绑、撑腰、鼓劲，对其予以充分的信任，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知识工作者往往基于兴趣、好奇心和使命感而投入科技工作，他们有很强的自律性和内驱力。科技界自身基于同行评议准则和科学共同体共识来运转，不需要外部干预就可达到“同行评、用户用、市场认”的优胜劣汰。科技创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不能按照流水线工作那样去“丁是丁卯是卯”地管理和控制。

许多互联网公司不惜代价，为其知识员工提供优渥的办公条件和舒适自由的工作环境，恰恰是认识到科技工作自身的独特性。否则，要求科研人员打卡点卯和按时坐班，通过繁琐的程序规定限制科研经费的使用和报销，未必会收获科研成果。

从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方式来看，无论是教授治校还是专业学会自治，都是尊重和授权科学共同体来维护学术规范和科学声誉。对于科技创新要尽可能减少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更大程度地发挥学术共同体和科技专业协会的行业自律和净化作用。要像鼓励企业家精神一样，采取类似的做法弘扬科学家精神，为科研人员营造适宜的生态环境和宽松的工作氛围。

科技界是基于声誉的松散组织，科研人员是“爱惜羽毛”的。应推崇基于信任的自律乃至慎独，而不是强加的各种监控和干预。至关重要的是，不能像“防贼”一样对科学家严守死防，而应为其提供宽松的软环境，使其在科研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足够的授权、尊重和认可。《意见》提出“建立信任为前提、诚信为底线的科研管理机制”，深化科研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可谓切中肯綮。

为此，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应出台实施细则，使《意见》提出的好办法切实可行。除了对科研人员减负和松绑，也要对基层科研单位充分授权和放权，使其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宽松的科研环境和适宜的科研氛围。

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作状态来看，两相比较会发现都很繁忙，但是忙的内容和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行政事务和程序一般来说并不多，即便有也可以由专门行政人员辅助完成。中国的科研人员则不得不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同许多繁琐低效的行政程序打交道，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而且影响科研心态。

《意见》提到为科研人员“减负”，“大力解决表格多、报销繁、牌子乱、‘帽子’重复、检查频繁等突出问题”。许多课题和项目的申报程序繁琐，报销手续麻烦，结题过程冗长，使科研人员承受了太多的行政负担。比如，一些科研项目要求安装专门的软件，重复填写许多不相关的信息，打印若干份以供评审，并经常要求“突击花钱”。这些行政程序的设置既是某些部门庸政懒政所致，也同其对科研人员不信任有关。

只有扭转对科技工作的价值观念，将政府部门的“放管服”改革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引入科研领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破解行政负担过重过繁的问题。

在研究伦理审查方面，多数发达国家都将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行为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令人身败名裂和丢饭碗的严苛惩罚也使科研人员很少胆敢铤而走险去以身试法。《意见》提出对科研失信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意味着要加大对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的惩罚力度，使科研人员不敢和不能失信败德。科研机构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科研失信“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甚至出现单位包庇和徇私舞弊的怪现象。

为此，要夯实科研诚信的制度防火墙，让信守科研诚信底线的科技工作者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使科研失信者付出其不敢僭越的代价，才能推动科研诚信步入良性循环。（作者马亮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