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东进”：一个西部城市的突围

任君

作为多年来持续不衰的网红打卡地，“新一线”城市成都的“所来径”，确乎“苍苍横翠微”。

黍离麦秀，台阁丘墟；功开三分，草庐连云；两山夹峙，一水中分；文君当垆，太白忘情……而在当下区域发展、城市竞逐的宏大语境下，打量成都又有了更多的维度。

诸如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等。特别是，从2017年开始，成都一举站上中国城市“金字塔”塔尖，被国家赋予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

未来的成都将遵循何种发展路径，如何继续延续历史辉煌的建城史，能否担起“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赋能，是摆在成都面前的现实问题。当此背景下，成都“东进”战略，愈发广受瞩目。

一、城与城

成都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且城址未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有着16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是继续延续以往的路径依赖，“摊大饼”，还是另辟蹊径，找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扩张”之路，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客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很多大城市一样，成都的“城市化”之路同样是高歌猛进，一日千里，使得城市开发强度渐次加大，城市在不断“长高”、“摊大”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环境、交通等多方面的“大城市病”。

不管是“新一线”城市的市场期许，还是“国家中心城市”的能级定位，均深刻影响到成都的未来走向。也意味着，“未来之城”成都将更加注重内涵式扩展，更加着眼于符合人的需求、市场需求及社会需求的发展。

老城与新城，存在一种递进、提升、补充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做大体量。伴随着成都“东进”的步伐，东部新城由此应运而生。

成都“东进”总体规划范围，包括简阳市、金堂县全城、龙泉驿区车城大道以东区域以及青白江区、天府新区直管区的龙泉山区部分，涉及84个乡镇，规划范围面积3976平方公里，约占成都市域总面积的28%。

根据规划，成都市“东进”的战略定位为，构架向西南开放的国际空港门户、成渝相向发展的新兴极核、引领新经济发展的产业新城、彰显天府文化的东部家园。

可以说，从城市空间构架看，一方面，东部新城解决了老城与新城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破解困扰现代人的“大城市病”。城市的扩展，不再是圈层式的“摊大饼”，而是呈现出一种跳跃式的组团发展趋势。

新城可以采用当下最先进的造城理念，诸如绿色生态、文化传承、协同共享、人本活力、智慧韧性等，而老城也因为释放了巨大的密度压力，而趋于更优化的规划与资源配置。

一颗子，活两块。

这样的规划定位，既是基于地方发展的迫切需要，也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国际视野、绿色发展理念。

据披露，“东进”战略确定之初，成都就明确提出要学习借鉴雄安新区等国内外新城新区建设经验，建立起一整套法规治理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完成上位法规定、总规约束和政策指引，建立各方共同遵循的制度体系。

另一方面，此举也是打造国家级成渝城市群的关键布局。未来的东部新城，将作为成渝从“背向”到“相向”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强力牵起成都与重庆两大中心城市，构建起一个拥有近1亿人口和近6万亿元经济总量，覆盖共18.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城市群。

这样的城市群不仅会极大提升区域内的城市发展水平，也必然会成为大西南汇聚人才、智力、资本、创意等优质要素资源的丰沛地，托举并支撑起国家发展大西南的战略目标。而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也因为城市群的“各美其美”而实现“美美与共”，巍然耸起。

当然，在新城规划建设中，要避免出现为了造城而造城的情形。“东进”区域的农民如何融入城市，未来成都如何不断扩容，这些问题都要纳入最初的规划盘子里。

加拿大人道格·桑德斯曾提出一个“落脚城市”的概念，什么是“落脚城市”？很简单，类似的概念，往往被称为“城乡结合部”，农民迁徙进城最初的落脚之地。我们当然可以建设一个崭新的新城，但仍需回应聚拢人气、做大城市的疑问。

二、城与人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本来就与产业密切相关。有产业才有了各种要素的聚集，才有了城市各项设施的建设与提升。然而，“以产兴城”一度也异化为“唯产兴城”，进而对人的生活形成挤压，甚至是一种强干预。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发展当然是解决人的生存的必由之路，但发展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窒碍。这就要求，要有更高质量的发展。城市回归人本，是一种必然。

成都正在实施的“东进”战略，从宏观看，是以改变城市空间布局的方式，实现各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城市更美好，让人的生活更安逸；而从具体的城市建设看，同样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营造新城本身就是要开创一块新的发展天地，实现规划蓝图更加优化，城市功能加快提升，对外通道不断拓展，生态环境更加宜人。

也即，营造新城本身就是要开创一块新的发展天地，实现规划蓝图更加优化，城市功能加快提升，对外通道不断拓展，生态环境更加宜人。 

这中间，也必然关涉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产业培育等问题。从“产、人、城”到“人、城、产”，这一顺序之变，意味着龙泉山下、沱江之滨、龙泉湖畔，将要出现的新城必然是以人为本的“生活城”。 

人的要素，成为这个新城的关键要素。以往城市发展轨迹中最为关键的工业逻辑、生产导向，也将被置换为人本逻辑、生活导向。人与城市的关系，也更和谐。环境好了，高端要素人才自然就来了，这就叫“筑巢引凤”，以筑景实现聚人，以聚人实现兴业。

“哪家企业是行业NO.1，他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成都东部新城的这句话，硬气，也有底气。

成都要成为中西部的领跑者，必须牢牢把握住高端产业的制高点。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未来可塑性……这些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都需要良性政策的推动。比如不断加大技术创新供给、降低企业成本和推动产业升级等。

而在引进产业、聚集人气前，首要的则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成都市此前表示，要立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作为“东进”先导工程，为筑城、聚人提供吸引力，要把骨干路网和基础服务功能放在优先位置。

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仅仅是修了很多路、预留了很多绿地，或者是建了很多商业综合体就可以的，还需更体制机制的创新。惟有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成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让企业感觉更友好，与政府深化自身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有关。

让民众感觉到更便利，则除了政府提升服务之外，还与城市的公共性有关。比如，曾有规划局做过调查，高端人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结论是，5分钟上班，10分钟接送孩子上学，下楼就可以买东西，但是一天中可以有两个小时去发呆，去跑步，去健身房。

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街道眼”的概念，她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她认为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对社区有着强烈的认同。

事实上，如何对待人，不惟是成都东部新城面临的问题，也是国内很多大城市必须要解决的发展难题。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人的诉求已经成为一种“本位”。

新城如何避免成为“鬼城”，真正成为生活的城市，并不简单。此前郑州的郑东新城备受质疑，北京的通州区一度也被人打量。在成都“东进”的过程中，理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这也是一种“后发”优势。

若想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首要的是为生活其中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并吸纳其他的人融入到这种“体面的生活”。这就需要政府公共服务来加持，如均衡公共资源，完善基础设施，维护生态环境，让成都市民劳有所得、学有优教、住有宜居。

三、结语

城市的发展有很多路径，新城只是其一。一方面，有庞大的老城在撕扯、影响、渗透，摆脱路径依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另一方面，国内新城都在探索之中。这就要求管理者一定要有高远的目光、宽阔的视域，并在科学的决策机制约束下，做好当下的事情。

无论如何，成都崛起，这是历史的期待，也是时代的使命，更是“天府之国”的机遇与挑战。惟有直面挑战，才能接续历史辉煌，真正把大成都打造成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幸福城市”。

由锦江时代的“两江环抱”，到龙泉山时代的“一山连两翼”，成都城市格局正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