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紧反腐制度篱笆，守护人们“窗下之志”

马建红（法学博士）

每年六七月都是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季，尽管如今人们已不太在乎手里端的是否是“铁饭碗”，公务员考试也不再像前些年那样热到“万里挑一”，不过考公依然是许多毕业生的首选，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若以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成功路径来看，考公属于典型入仕的正途。无论是在检法系统，还是在大行政序列，他们的成长晋升轨迹几乎是格式化的，除却少有的“跳级”者外，绝大多数人会随着资历的增长，由科员科长而至处级司局级。虽然每个人的“终点”不同，但在起点处，人们大致的志向旨趣还是相同的：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勤政廉洁，不滥权，不渎职，多为老百姓办事；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则还会有一种不枉不纵，不屈从权贵，不欺侮弱者，秉公持正的法治理想，这就是寒窗苦读之时所立的“窗下之志”。

然而，现实社会的污染和销蚀能力不可小觑。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在“打虎拍蝇”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当我们回看披露出来的那些“忏悔录”时会发现，绝大多数贪腐分子都会表白自己曾经有过的为官理念，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忘了“初心”，滑向了犯罪的泥潭。从历史上看，为官者的这种“蜕变”现象并不鲜见。

满清王朝的雍正，无疑是一个非常注重吏治的皇帝，他对为官之人的心态了然于胸。在台湾历史学者刘铮云的《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皇权为中心的权力竞逐：以清雍正十二年官缺更定为例》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贵州的举人叫刘应鼎，与一般人相比，刘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遂，在短短的十五年间，他就从四川梓潼县的一个县令，迅速升擢为四川布政使，执掌一省行政大权。其间，在他升任四川按察使时，曾给雍正上了一封谢恩折，在折中他对皇帝许下报恩诺言，“惟有勉矢公慎，竭力办事，以求仰酬高厚于万一耳”。雍正则用朱笔写了不少勉励的话，同时还饶有兴致地叙述了他对臣工的观察：“人处微员时，但能洁一己而奉公，使为超擢之才，易于称职。一至大僚，便为属员掣牵；为人之利重利害之心生，种种私欲蒙蔽得本来立之志失矣，所以多不能胜任者。人但能出仕不迷窗下之立志，至大吏不失微员之居心，何任不能称职也。”最后，雍正送刘应鼎两句话“不必傍求，但问自心；不必畏人，但知畏天”，勉励他“只将此两句居心行事，方不愧朕知遇之恩，不愧儒冠之列也。勉为之”。

从该御批来看，应该说雍正对为官之人在官场的表现心知肚明。仕进之初，那些掌握较小权力的官员，还易于抱持廉洁奉公的品质；而一旦官至高位，则多受其属员的牵制，且多生利重利害之心，在私利私欲蒙蔽下，失去其本来的为民父母之职志。雍正帝感叹，如果人们为官出仕而不失其窗下之志，官至高位而能不失微员时之本心，还有什么职务不能胜任呢！作为皇帝，雍正自然希望全国各级官员都能不失窗下之志，但现实中能实践者却不多，否则也就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了。

要使人出仕而不迷窗下之立志，个人的自律及修为是首要的。在传统社会中，读书人所接受的儒学教育，特别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警语，也使读书人形成了见利思义的思维定势。那些通过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而选拔出来的仕进者，大多能保持儒者视金钱利禄如粪土的本色，这也是“微员”们多能洁己奉公的原因。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几乎是不变的人性，在面对巨额财产的诱惑时，能经受得住考验者会很少，因此成为“大僚”时变成巨贪大鳄的几率也会大幅提高。所以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贪官不胜枚举，主要原因就在于贪利属于人的本性，曾经的义利之辨，曾经的自律修齐治平的道理，在人性面前可以说不堪一击。

事实上，要守护人们的“窗下之志”，最重要的还要靠制度。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古代从官吏的选任、考绩，到“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等责任的追究，形成了很完善的“吏治”体系。只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或然性，使贪腐者并不必然受到制裁，这也导致大多官吏心存侥幸，总以为倒霉受惩罚的不一定落到我头上，于是就形成了有吏治体系而吏治并不优良的常态。

这为我们今天的反腐提供了一定的启发。逐利是人之天性，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设定使人们“不能腐”和“不敢腐”的制度。贪婪之手在伸出之初就能得以钳制的话，其效果强于事后重惩的千百倍。对于那些刚刚进入公务员序列的“微员”，如果他们意识到伸手必被捉是一种制度的必然，就容易始终保有修学时的“窗下之志”，这对为官者个人及整个官场的风清气正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