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中国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会焦虑

10月10日，2018年度胡润百富榜发布，马云以2750亿财富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有1819位中国企业家财富超过20亿。而在1999年，百富榜中国首富的资产还仅为80亿元。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地下生存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者，在改革开放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看来，这一历程并非外表展示得那么理所当然。这个在此后得以发展壮大的群体，在当时被认为只会昙花一现。

海贝勒教授的这份独特敏感性，来自于40多年前他所亲身经历的历史转折。1975年，他首次来到中国，并从1977年到1981年在《北京周报》工作4年多。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各地实地调研，以政治学家的视角捕捉40多年民营企业、政商关系和中国发展轨迹的变化。

当前，应当如何纾解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焦虑？如何让政商关系的“亲”“清”发展得到制度性保障？科技竞争时代，转型中国如何保证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凤凰网政能亮就这些问题与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进行了访谈。

文丨凤凰网政能亮访谈员 任冠青

访谈嘉宾：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

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是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之一，曾经担任德中友好协会联邦理事会主席和德国政府对华政策顾问。1981年以来，他几乎每年来中国主要实行田野调查与学术交流，他在环境治理、乡村治理、基层治理、民营企业等领域有着独到的研究。

一、 解码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焦虑感

政能亮：海贝勒教授，作为一名观察中国政治和社会40余年的专家，你其实每隔三、四年都会更换一个研究课题。但是，有一个群体是你在持续研究的，那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对于解读中国问题的标志性意义是什么？

托马斯·海贝勒：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1978年后开始崛起的一个重要群体。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允许个体户发展经营。当时，我认为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也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1985年，我决定对民营企业家进行研究。当时，个人无权雇佣，不过大多数个体户已经存在雇佣行为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从1986年到1987年，我花了九个月的时间采访了一千位个体户，挨家挨户地去采访。当时，我调研了十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衢州、昆明、成都、西昌、兰州等。我发现，受访的个体户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有些是“阶级的敌人”，有些是地主后代，还有一些残疾人、在监狱服过刑的人。

这些人在当时缺乏工作机会，开放个体经营则让他们得以自力更生。比如，有位受访者是残疾人，由于事故失去了两条腿。一年后，他开始制作钥匙。由于国有企业缺乏类似行业，因此他的小作坊受到了鼓励和支持。他说自己每个月能有三百元的收入，这让他感到无比骄傲。这些人的积极性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意识到了社会环境的改变，并主动抓住了机会。

现在，中国社会已然实现了巨变：从当时的禁止雇佣，到现在华为拥有近20万名员工；从当时的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到现在的高科技产业；从当时的低学历水平到现在的高学历水平……

1987年，我在德国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座的人都笑了，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在中国只会昙花一现，几年后便将不复存在。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民营企业已然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支柱。

政能亮：你将民营企业家定义为“战略群体”，出于什么考虑？

托马斯·海贝勒：在中国，个别民营企业的诉求绝不仅限于自身，而是关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政策安排。也就是说，即使有些是民营企业家关注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但这些努力却是在维护和追求整个民营企业的群体性利益。如果有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形成了一种集体行动。

通过控制土地、资本和关系等，地方政府可以大量介入私营企业的生产运营，并通过相关政策加以管理。因此，企业家们常常需要通过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谋求更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依赖公共资源或政府购买的企业尤为如此。因此，他们是通过与官员建立官方或私人关系来维护群体利益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战略群体的集体行动。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战略集体行动主要有三类：正式集体行动，非正式集体行动和“连接性”集体行动。正式集体行动指的是民营企业家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或行业协会中集体从事的活动。非正式集体行动是通过创办私人俱乐部建立非正式人际网络，从而有机会进行集体性游说。

此外，互联网也为民营企业家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形式。企业家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组织活动，形成互联网互动社区。他们可以在这些平台分享企业经营之道、发展策略以及企业家生活方式。除了可以通过在线交流解决问题，网络社区也为这些企业家带来了一种集体认同感。在中国，这种“连接性行动”的首要目标还是为了确保民营企业的稳定发展。

政能亮：尽管民营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民营企业家还是表现出了对自身地位的疑虑。你如何解读他们的安全感焦虑？

托马斯·海贝勒：一方面，民营企业家担心国有企业仍然会受到优待和重视，例如在贷款、土地和专业人才上的区别对待。另一方面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性问题，当民营企业家与当地政府打交道时，仍然会受一些腐败问题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在民营企业合法性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法律都保障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平等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对于民营企业的歧视还是比较严重，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如果地方政府想要在当地修路，他们还是倾向于选择当地国有企业，因为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更值得信赖。因此，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会投资民营企业，使得民营企业转变为“半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能从当地政府获得项目。所以，对于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政府仍需给出更为明确的政策方向。

二、政商关系的模糊地带如何清理

政能亮：正如你所说，政商之间的模糊地带常常会滋生腐败等问题，近几年中国也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你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哪里？

托马斯·海贝勒：首先，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能够让人信任的独立法律体系。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还会出现。比如现在仍存在秘密贿赂的现象，只是方式没有以前那么直白。当然，要想实现这一点仍需一定的时间，这要求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双方都构建起法律意识。

而要使法律体系正常运转，就需要培养政治层面的意识。人们必须能够清晰感受到：所有人的行为都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如果大家缺乏这样的意识，那法律体系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性改变的问题。

当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要有品质保障，因为如果产品和服务质量不优，地方政府还是会倾向于与国企合作。

政能亮：你曾提及中国政策制定的地方实验模式，即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顶层设计，结合地方特点“摸着石头过河”。能否解释一下这一互动过程？

托马斯·海贝勒：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例，中央提出了20字总目标，然后地方政府可以决定发展重点，比如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环境、提高就业率、发展农村企业等等。

要实现这一目标，地方需要更多有能力的官员肩负起更多责任，不是浪费资源，而是真正为当地民众做些实事。

2008到2012年我去不同区县调研，观察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地方都是根据自身特色，基于当地资源和社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型。当然，这其中有一些模型最终失败了，造成了不小的浪费，这可能也是中央想要再次加强监管的原因之一。

政能亮：政商关系的地方特色也会影响有效发展方式的异地推行，比如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型就很难运用到东北去。

托马斯·海贝勒：这与政治文化和当地传统有关，中国的南北差异是很大的。两年前，我在广州采访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私人企业家，其中有一个人来自河南某一个异地商会，他说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做生意了。他说在老家，他们需要通过贿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求生存。但是在广州，他说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

政能亮：你认为这种情况应当如何改善？

托马斯·海贝勒：这是需要时间的，人们必须改变思维，而要改变人们的思维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目前，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开始改变了，比如宝马、奥迪等都在东北地区建立了生产基地，但要实现真正的复苏还需要很长时间。在思维问题上，企业家的思维更新要快得多，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利润问题，但是政府官员的思维改变较慢，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政府官员的培训。

政能亮：是的，提高地方官员的学习能力也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托马斯·海贝勒：但这不容易，在我看来，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主义问题。韦伯将官僚制分为传统官僚制和理性官僚制。传统的官僚主义来源于封建帝制时期，高级官员由皇帝钦点，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而理性官僚主义应该是政府官员根据明确的规定行事，他们不是受到统治者的管制，而是受到相应组织和体系监管，比如法律体系和审计体系。

中国正在朝着理性官僚制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

三、 如何保障产业政策有效性

政能亮：可以说，保护民营经济、改善政商关系都是转型中国实现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些年，不少人都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你认为在这一重要转型节点，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托马斯·海贝勒：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那些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就开始面临着经济增幅减缓，但这是很正常的。我认为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想要改变它。

一方面，中国制定了长期的发展规划，2020年消除贫困，改变发展模型，2035年解决环境问题，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这一点和欧洲政府全然不同，他们对未来是没有这种明确规划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关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其次需要发展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国内拥有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可以挖掘这一部分的市场潜力。

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是为了出口，而高质量产品则大多是靠进口。但现在国内有着较为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希望购买高质量的产品。所以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为国内消费者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这对于发展国内市场将是很大的贡献。而想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需要进一步更新工业体系。

政能亮：你称中国现在是“发展型国家”3.0版。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托马斯·海贝勒：1.0版是毛泽东时期，当时中国关注的是工业化而非现代化。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注重量变，GDP增长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因此我称之为2.0版。2013年后，中国开始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走，要将中国发展成为科技领头羊，目标是要在2020年消除贫困、2050年实现现代化，因此我称之为3.0版。

政能亮：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历经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后，开始受到一些质疑，有人甚至认为“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有些过时了，你同意吗？

托马斯·海贝勒：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看法。但我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发展是相关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最早用于解释日本的发展模式，后来还应用于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

要想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就要去理解这个政治体系的逻辑，了解政府领导的思维是什么，他们想要达到何种目标。我认为，“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

政能亮：创新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高风险和方向不明的特点，在中国成为越来越多战略领域引领者（而不是跟随者）的情况下，应当如何保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托马斯·海贝勒：一个较晚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在最初发展时期往往是需要跟随和模仿的。但是当发展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创新性了。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国外受到高等教育后回到中国，其中有很多人都接受了先进科技的教育，他们会给中国的科技领域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等领域，中国早已在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8年访问深圳以后才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然后德国政府在这一领域到2025年要投资30亿欧元。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就超过500亿人民币，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到两者的巨大差异。

所以我很乐观地认为，在某些科技领域，中国能够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另外，欧洲，尤其是德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人们对于新兴科技总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会首先讨论这些新兴科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在德国想要发展这些新兴科技需要比较长时间。但是在中国，人们对这些新兴科技的疑虑较少，因此在很多科技领域发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