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长“敞开心扉”还是答非所问

文丨特约评论员 王琳

湖北武汉。静谧的城市夜空中突然飘过一段对话：

“对面的开下窗吵下子架，要疯了……”“对面收到了，想聊天，打开窗户敞开心扉”。

这段“封城”数日后的隔楼喊话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刷屏。其实，深陷信息焦虑中的武汉市民乃至全国公众，也在向疫情核心地带的主政者喊话：打开窗户，敞开心扉。

1月27日，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在武汉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说，湖北省和武汉市要压实责任、守土有责……及时公开透明发出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同日，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以“回应社会关切”。据称，之前安排的采访对象本为一位副市长。

就在前一天晚上，周先旺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有与湖北省长口径不一致的信息披露。在这场被一些网友称为“将载入教科书的灾难式发布会”之后，周市长的央视专访更受舆论瞩目。

这次专访虽不是针尖对麦芒的交锋，也是武汉有关方面面对社会公众的一次互动。这场时间不长但信息量很大的专访中，周市长一是解释了为何省市官员在同一问题上口径不一；二是主动谈及责任问题并称可与书记一起“革职以谢天下”；三是陈述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内情并吁请大家理解。其中不乏敏感议题，周市长在专访中“敞开心扉”也一扫之前信息披露的刻板样式，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在主持人问及决策武汉“封城”的压力时，周先旺答：我们的书记马国强同志，他是企业家出身，考虑问题比我周全……我们认为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马国强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关门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

这段答问最受舆论场关注。但在具体语境中，周所称的“革职”，和公众心理还存在距离。至于“封城”决策，外界并没有一致要求“追责”。联想到SARS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曾被撤职。公众最想知道的其实是：武汉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当地职能部门对野生动物交易管控不力，疫情由武汉向全国扩散背后的不作为或慢作为等，由谁负责，如何负责。

正因为“答”（对主持人提问的回应）非所“问”（民众期待），周市长的“革职”一说，当然难以让围观者满意。在表述上，革职本是他律，非当事人表态就可启动。

在以“碎片化阅读”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舆论场上，被掐头去尾的“革职以谢天下”，被颇多网友解读为“以‘封城’掩盖过去的决策失误”。看来，这仍是一个待回应的“社会关切”。

周市长在另一答问中，触及了疫情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周市长先是坦承，“我们既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他又解释，“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这个解释明确告诉公众，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是因为在该疫情未被有权机构确定它为“传染病”并“要求属地负责”（亦即授权）之前，武汉无权披露。

在“依法治国”被反复强调的大背景下，祭出“依法行政”的大旗似乎很难反驳。但无权认定不明疫情为乙类传染病，不等于无权进行信息披露；无权决策按甲类传染病管理，也不等于无权就明显存在的风险提起预警并进行必要的防控。认定是否为某一类传染病，这是法定程序，是“法律认定”；区域内某一类不明病患持续出现，这是“事实认定”。地方政府对事实认定同样有信息披露义务。事实上，武汉职能部门本就已开始了相关信息披露。至少在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就已公开发布了关于不明肺炎疫情的通报。同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相关核实工作。

2020年1月5日，武汉卫健委又在其官网公开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情况的通报：此类患者共有59例，重症7例……。疫情溯源方面，病例最早发病于12月12日，最晚为12月29日。

蹊跷的是，本来还算正常的信息披露在1月5日至10日进入“空窗期”，直至1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重启情况通报，口径也从此前的“未见明显人传人”变成“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也就是说，武汉方面一直在进行信息披露，向公众预警也在升级。如果说“未经授权”，难道这些都是违法披露？

无权按甲类传染病管理规范公开，和无权公开其实是两个问题。前者并不能否定后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武汉市卫健委的这些信息披露不但有法可依，更是法定责任。

如果把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的信息披露就不该莫名进入“空窗”，更不该在风险已真实发生时，还纠结于上级部门的认定而推卸披露疫情真实状况和实施有效防控的责任。

人类历史无数经验反复证明，要想避免恐慌，离不开信息公开。通畅的信息流通本就是一种免疫和防控机制。周市长能主动接受央视专访以“回应社会关切”，这在信息公开上算是难得的一步。全媒体时代，阳光政府需要持续的公开，需要坦诚且有效的互动。因公开引发的种种议论乃至质问，正是信息公开最宝贵的财富，它需要在舆论场中不断澄清、不断校验、不断接纳和汲取。

每个发生都是一份照见。没人希冀疫情发生。但既然疫情来了，既然疫情初期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治理中的不足，愿社会各界就在这些照见中，一点点地弥补，一点点地修正，一点点地完善。这也就是人类社会艰难的进步之道。（作者王琳系资深法律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