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湖北人”成为耻辱的标签

文丨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英国散文家威·赫兹里特说：偏见是无知的产物。

偏见的确连着无知，但偏见的培养皿不只有无知，还有缺乏共情心同情心下的敌意。

偏见更进一步，则是污名化、歧视和排斥。

几乎每次疫情，都是污名化与歧视现象的“高发期”。这次也不例外。

显性的，有“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等称谓；隐性的，则有很多“嘴上不说，身体却很诚实”的排“鄂”行为。

它们都在用恶意增加对立，用无知制造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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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比病毒更严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多次这么强调。

可国外有些政客却对此选择性失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是他们挂在口头的高频词。

将病毒跟具体国家、地区“绑定”，本质是疫情政治化之下的污名化。

社会学学者林克与费兰曾将污名化过程分解为五步：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不用世卫组织“盖章”的正式名称，强调疫情早期蔓延的地域属性，就意在贴标签。

这类以“地名+病毒”式命名贴标签的手段，除了诱导许多人产生简单归咎倾向，诱发国别和族群歧视，别无意义。

历史教训就摆在那：几个世纪前，梅毒在欧洲肆虐，一场“标签化命名大战”由此掀起——意大利人管它叫“法国瘟疫”、“高卢病”，法国人则称之为“那不勒斯病”，针尖对麦芒；再后来，波兰人叫它“法国病”，俄罗斯人叫它“波兰病”，阿拉伯人称之为“基督徒病”，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这也成了污名化社会研究中的经典案例，病毒命名成了妖魔化对方的“黑武器”，跟科学溯源无关。

而20世纪的“布尼亚病毒”“寨卡病毒”“汉坦病毒”“埃博拉病毒”“纳瓦霍流感”等，都是用爆发地为病毒命名。

结果就是：这成了助长种族歧视的现实因子。将病毒命名跟地域关联，让所在地民众成了污名化的买单者：他们承受病毒侵袭风险的同时，还得承受社交被排斥、就业被歧视、出门被另眼相看之痛，“毒”名远扬之下，整个地方发展也会受阻。

为规避流行病不当命名带来的歧视问题，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制定了病毒命名指导原则，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

很显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提法，架空了这些去污名化的命名原则。

某些政客将此类提法纳入政治博弈的架构下，通过制造“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模型，转移矛盾、祸水东引、甩锅卸责。

但这样以邻为壑地贴标签，很难抹去种族主义的底色，还会给歧视添砖加瓦。那些歧视亚裔的街头举动与此合流，成了新的“流行病毒”。

针对“中国病毒”式的污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出呼吁，“全球各国必须共同行动，守望相助，减缓病毒的传播……应相信科学，拒绝污名化。”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反对的也不少：欧盟外长博雷利就说，“病毒没有国籍，也不在意边境。新冠病毒不是中国病毒，正如西班牙流感不是西班牙的疾病一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也直言“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是错误的”，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也公开称对此无法认同。

究其原因就是：借疫情搞国别歧视，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也有违基本的普世伦理。

2

歧视“有毒”，甚至比病毒更毒。这句话对所有歧视一体通用——无论是国别歧视，还是地域歧视。

揆诸现实，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歧视，不止来自于国外有些人“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称谓，还有国内有些人的排“鄂”举动。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对湖北、武汉的驰援与帮助，确实代表了主流呼声。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针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歧视与排斥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1月下旬，多地武汉返乡人员配合调查后个人信息被泄露，隐私信息在微信群内热传，部分人遭到电话骚扰和上门谩骂；

比如，有些宾馆直接拒绝为滞留在当地的湖北籍旅客提供住宿；

比如，不管对方有无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凡是身份证“42”开头就拒载；

比如，有高速服务区设立“湖北籍专厕”；

比如，有的企业直接规定不录用湖北籍员工，有居住在湖北之外的湖北籍员工返岗被无故解雇，有火神山援建者回乡后找不到工作。

最新的两个例子，则是两个湖北籍返岗人员的辛酸遭际——

3月19日，持健康码绿码的湖北籍男子谭先生回贵阳复工，因未提前报备当地居委会（快到贵阳时曾打电话告知），不被允许下车、无奈只能在车上待八九个小时，即便因内急想上厕所也被告知，只能在车内用塑料袋解决，“一下车，就报110”。

3月23日，怀孕一个多月的覃女士从湖北恩施咸丰县返回惠州，因出现流血现象赴当地医院进行孕检，可连续两家医院都以“其隔离期未满拒绝就诊”、“等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才能进行治疗”为由，拒绝为其做B超。直到她半夜前往第三家医院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才如愿做了B超、开了安胎药。如今当地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乍看起来，这只是管控加码、设防过度，是不够人性化。但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对离鄂返程人员的“心结”并未打开，仍避“鄂”不及。所以，他们才会僵化行事、花式“阻鄂”，乃至设法刁难。

3月27日，江西九江一度将交通卡口设置到湖北黄梅小池镇一侧，限制湖北地区民众出省，一度发生冲突。

对湖北人不是温柔以待而是苛刻对待，不是敞开心怀而是戴着有色眼镜，不是抛开成见而是人为设障，不是从实际出发解决他们的困难而是制造困难，这其实也是回到地域歧视的老路子上。

这对湖北人是权利上的损害，也是精神上的伤害：他们在过去两个月里付出良多，本该被善待而非被刁难。

这些行为也是在给湖北人、武汉人贴上耻辱的标签。类似行为多了，无异于伤口撒盐，势必将很多湖北人推入“疫情恐惧+社会排斥恐惧”双重恐惧中，也让整个社会失去人文温度。

3

因疫情而污名化中国或歧视湖北人，都是防疫重心的跑偏，也是自我人格的矮化——有智识与品格之士都会意识到，该被矛头一致对准的，是病毒，而不是“人”。

如果非要说，“人”也该被拒斥，那该被拒斥的，就是那些歧视者。

歧视就是歧视，不会因疫情沾边就变得合理化了。

不歧视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也是科学防疫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大疫当前，无论是国别歧视，还是地域歧视，都是在为“疫”作伥。

从病毒危害性来讲，病毒不分国别，不会因为“地名+病毒”式命名就自动画地为牢，将扩散半径限于当地；病毒也没有籍贯，不会看身份证选择性地感染。嚷了再多“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也无益于阻击疫情；对湖北籍嫉“鄂”如仇，只能增加隔膜。到头来，这反而会消减共同抗疫的共识基础，让病毒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尤需警惕的是，此次疫情成为引爆地域歧视的新引信。

这些年来，内嵌到那些“地图炮”“鄙视链”中的地域歧视很是常见。北京本地人嘴中的“王德彪”，上海人说的“硬盘”，两广人说的“捞佬”，港人口中的“蝗虫”，都是地域歧视在外地人称谓层面的显现。

而河南人确实是“歧视主义的接锅人”。无论是那句“十亿人民九亿骗”的顺口溜，还是很多新闻跟帖下面对河南IP的地域攻击，都是写照。这制造的是族群对立与地域性仇视，最终也会造成相互伤害。

而从内心拒斥这种毒瘤式存在，也该是人们经受现代文明观念砥砺后的价值自觉。经此一“疫”，针对湖北人、武汉人的地域歧视会否潜滋暗长，还不好说，但必须警惕。

就眼下看，我们还应拿出反对国别歧视的态度，去反对地域歧视。歧视是同个母胎孕育的，没有好坏之别。不论是国外政客贴“中国病毒”标签，还是国内少数人给湖北人、武汉人贴耻辱标签，都源于无知和敌意，都是反文明。

所以，在反歧视这点上，我们的目光要向外张望，也要向内审视——而不是只挑自己想反的反。

要始终记住一点：

凡是歧视，都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