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教育赋能，激活蛰伏的致富潜能

文丨政能亮特约评论员 郑赋田

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抓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责。

“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想方设法做大中等收入群体。”2020年7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如是说。

中等收入群体壮大的基础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则离不开公平的教育体系。从顶层设计层面来讲，多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将“教育”作为重要抓手。

201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议还明确提出了路径，其中包括：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

中等收入群体有多种定义，依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是指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及其附近区间的劳动者。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这样的表述，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也让大家更有奔头。

近些年来的社会共识是：要打破阶层的藩篱，就需要更新观念，丰富教育供给结构，确保来自底层的子弟有受教育的路径，通过上高中乃至上大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运，最终跻身中等收入群体。

在中国古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用语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客观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

从国际经验上看，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另一些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进阶到高收入阶段，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人力资本投入的水平、质量以及公平性。

毋庸讳言，在中国教育领域，公众的负担不容小觑。曾几何时，高中三年学费总额相当于同期农村家庭人均净收入的80%左右。在农村，“砸锅卖铁供娃上学”的说法，不绝如缕。农民迫切希望孩子能够有崭新的生活，客观上对促进城市化会起到推动作用。但农民这种财力透支，透出的悲怆和无奈，应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并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就提出，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除了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外，对非义务教育，也需要通过多种严格的价格控制和直接援助等手段，全面降低家庭支出比例。惟有严格学校收费管理，切实把居民教育负担降下来，“砸锅卖铁供娃上学”的悲喜剧才能不再重演。

在人力资本政策领域，可加大学前教育投入，优化义务教育水准，创新服务提供模式，释放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可在提高教师薪酬待遇方面做文章。毕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是什么样子，明天就是什么样子；教师是什么样子，课堂就是什么样子。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打造出高素质的教师群体，方能助力社会发展。

当前教育领域的要务，仍是义务教育均等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可在该领域作适当倾斜。鉴于全国各地教师素质和财力的不均等，推进均等化窒碍难行。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解决的方法。依照全国各地的实践，较为可行的路径是：先在省内解决学区划分障碍、教师收入和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问题，将教师轮岗作为担任教师工作的必要条件，如此，在省内率先实现均等化，定会计日程功。接下来，这样的实践可上升到全国层面。

从经济增长的视域来看，教育政策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具有强大助力。而从个人发展来看，公平的教育机制，关乎千家万户的起点公平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通道。提升以教育为代表的社会福利比重，可更好地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起点公平问题，还有助于民众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最终助力中等收入群体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