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约谈,既是问责,更是为了防微杜渐

2021-01-15 14:56:23政能亮

文丨政能亮特约评论员 胡印斌

岁尾年首,“约谈”成了高频词。

2021年1月1日起,山西省全面实施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这项制度旨在进一步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2020年12月6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就两起煤矿重大事故,约谈重庆市人民政府。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有四川省、重庆市、淄博市、鄂尔多斯市等多地政府或相关部门被国家有关部门约谈。在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通过电视电话会议集体约谈了全国24位县委书记。

过去的这一年,依然是大江大海,波澜壮阔。伴随着各种事故、问题、灾难,“约谈”也日渐成为寻常操作,活跃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民众所熟知。

政能亮丨约谈,既是问责,更是为了防微杜渐

在两个多月时间里,重庆相继发生松藻煤矿“9•27”重大火灾事故、吊水洞煤矿“12•4”重大事故,造成39人死亡、42人受伤,影响恶劣。不约谈行吗?仅3月份,四川省就发生森林草原火灾42起,其中凉山州西昌市经久乡森林火灾,造成19名地方扑火人员牺牲。不约谈行吗?2020年4月,在全国疫情稳定向好的情况下,黑龙江省却从4月9日起,连续7天发现新增聚集性本土病例。不约谈行吗?

检索资料可知,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监管部门,均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约谈制度,如2020年4月推出的《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明确约谈对象为:“未依法依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未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重点企业负责人”,并列举了如环保“一刀切”等9种具体约谈情形。

现实中,某某市政府被约谈,往往会成为舆论热传的重要信息,体现了社会公众对约谈的热切期待。用好约谈这个利器,具有积极的治理意义。

一者,约谈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约会空谈,而是有提醒批评,并督责整改之意。一个地方发生了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灾难,尽管有客观原因,但也与治理层面没能尽职尽责有密切关联,这个时候,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既是一种问责,也是为了防微杜渐。

比如,国务院安委办约谈重庆市政府负责人时就指出,重庆市要切实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责任落实,全面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持续深化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确保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严格精准执法,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安全有序推进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措辞不能说不严厉,态度不能说不严肃。尽管与事后追责问责仍有区别,但约谈所呈现出来的沉甸甸分量,也传导出一种巨大的行政压力,让人不可能不重视,不可能不行动。这样的约谈,也可视为上级在打招呼、发警示。如果依然我行我素,依然置若罔闻,依然缺乏办法,那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和风细雨了。

再者,约谈也传达出一种激发动力的关切,希望被约谈者重视起来,全力以赴,把已经锚定的事情办好。此类约谈一般指向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往往也会针对很多主体。

比如2020年4月,中央召开脱贫攻坚约谈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约谈中西部11个省区24位县委书记。这些县存在“脱贫攻坚任务重和考核发现问题较多”的问题,中央直接约谈“充分体现了对县级脱贫工作的格外重视”。

此外,公开约谈,严厉督责,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也有助于疏导民意、缓解民怨。2020年7月,多家媒体报道江苏省南京秦淮河杨家圩堤段违建房屋问题。8月3日,水利部约谈江宁区人民政府、南京市水务局以及江苏省河长办负责人;2020年8月,网上流传浙江省高考评卷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及专家点评,引发公平公正焦虑,随后,教育部第一时间约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要求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而被约谈的地方负责人,“深感自责”“对不起当地百姓”“心情沉重”“压力很大”“痛定思痛”“满心愧疚”等表述,也具有很好的平复舆情作用。

约谈常态化,体现了一种积极行政的治理思路。其所聚合的,是来自行政与民意两个层面的压力。民众需要说法,想看到改变;政府需要做法,想寻求实效。二者之希望于约谈的,是一回事。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指向依法行政,指向政府主动服务经济社会,指向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让约谈来得更猛烈些,让问责来得更彻底些。

责编:黄忆南 PN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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