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电池回收”正当时，是“生意”更是“治理”

文|政邦智库研究员 高明勇

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业内关注已久，从国家层面进行规范，正当其时。

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产销发展速度惊人。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1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5万辆和242.3万辆，产量同比增长1.7%。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1.5万辆和9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9.4%。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首次跨越1000万辆大关，占新车总销量的比重达到40.9%；在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新车销量占比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50%。换句话说，当持续多年的“油电之争”正式终结，新能源汽车因其存量的巨大规模与增量的刷新速度，在不少城市和地区已经成为新的“增长极”，潜在效应必然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据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联合发布的《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2016年起乘用车生产企业需要对电池执行不低于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质保期限。这就意味着，从2024年开始，动力电池已迎来首批“脱保”，2025年以后，电池退役数量将迅速攀升，将凸显“规模化退役”趋势。

客观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既事关“生意”，更事关“治理”。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是一个庞大的“生意”——有研究显示，2030年之前，国内锂电池回收市场年均增速将达到26%，回收量将超过100万吨，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就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来看，从电池包拆解到梯次利用，从电池和极片破碎、黑粉筛分到湿法回收金属元素，再到前驱体及电池材料再生生产，国内已基本建立相对完整的动力电池回收体系。而在产业相关的梯次利用领域和再生利用领域，应用场景和产业方向都有较为可观的提升。

而无论是产业规划发展还是资源战略定位，无论是落实环保责任还是监督规范引导，“电池回收”都体现一种治理观。

此次国常会提出，在“标准”层面，要加快制定修订动力电池绿色设计、产品碳足迹核算等相关标准，以标准引领带动回收利用。所有行为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中进行，要用法治化手段规范回收利用，制定完善相关行政法规，加强监督管理。

此前，相关政策体系已陆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南》等逐渐出台，2018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车企应承担退役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2023年12月工信部发布该《办法》最新的征求意见稿，此前的“建议”被升级为“法律监管”。

就在2024年年底，工信部发布公告，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管理，提高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水平，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19年本）》进行了修订，形成《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

当然，也需要清醒看到，尽管国内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技术已经屡有突破，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与应用成果，相关政策法规日趋完善，但技术创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待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尽快取得更大飞跃。

据《中国能源报》报道，在2024新能源电池回收利用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逢春直言，我国电池回收利用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回收利用体系构建亟待完善。“尽管政策层面已实施多项管理举措，但监管缺乏刚性依据，部分地区回收网点密度较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网点重复建设成本高，存在非规范性运营。产业布局短期过热，新企业加速进入行业，短期规划产能提升过快，规范企业回收成本高、效率低、盈利难困境凸显。”

政邦智库此前在一些新能源汽车工厂调研时也注意到，电池回收利用虽然当下还没有对车企带来较大的直接影响，但都对产业走向和政策动向保持高度关注。

2023年8月，欧盟推出《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对动力电池的“再生金属”使用比例、生产商电池材料回收利用率做出硬性规定。德国科研团队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热熔冶金路线中，钴的回收率超过98％，镍的回收率超过99％，且具有明显的环保优势。

在治理思路上，国常会提出“要强化全链条管理，着力打通堵点卡点，构建规范、安全、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可追溯。”

在现实中，除了保持动态关注并继续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动力电池回收企业加大科研力度，不断提升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浪费，促进良性循环，同时，也应激发企业主动意识，通过创新激励机制政策，将动力电池回收纳入到整车企业的产品循环技术体系，有效监督，规范引导，将“要我做”变为“我想做”“我要做”“我能做”。

以“创新”提升技术，以“生意”提升认知，让产业的交给产业；以“标准”引领产业，以“法治”引导市场，让治理的交给治理。（完）

作者系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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