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亮丨消除灵活就业者“社保焦虑”，需兼顾意愿与普惠

文/政邦智库研究员 于辛乔

9月1日应该是个“节点”，估计还会有不少人开启新一轮的“社保焦虑”。

“社保焦虑”从何而来——此次引发关注的起点，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

《解释（二）》共二十一条，预计9月1日生效，备受关注的是第十九条，简言之就是，无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如何约定不缴社保，法院都会认定无效；若用人单位“按约定”未缴纳社保，劳动者离职时要求支付补偿，打官司会胜诉。

部分自媒体在进行解读和传播时，称之为“社保新规”，或宣称“9月1日起，全民交社保”，或“自2025年9月1日起必须缴纳社保了！”乃至有人误解为此前并非强制“参缴社保”，9月1日开始“强制”。事实上，早在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和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中，就有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表述，并不属于新鲜事。

原本“正常”的司法解释，为何会众说纷纭？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解释（二）》面临着理想规则与现实规则/潜规则的问题，也是学术理论中所说的“应然”与“实然”的关系，背后是劳动者现实需求与“社保扩面”之间的落差。尤其是对于2亿灵活就业人员来说，他们大多灵活分散、流动性强、用工关系复杂，同时注重眼下现金收入，也为更担心社保成本上升带来的后果。

公众的关注是有价值的。本次的“社保大讨论”，也不失为一次向大众科普的好机会，同时有助于审视社保改革的成果和挑战。目前，政策、企业、学界都在不断探索新保障方案，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型就业形态。

“社保焦虑”，更多的还是现实层面的各种猜测。一方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会涉及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少报道援引《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的数据：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只占28.4%。约七成企业都存在不缴或少缴的情况，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它们在我国市场主体中的占比达到了90%以上。

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等现象的凸显，社保的给付压力也随之凸显。据人社部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5.34亿人中，在职参保职工3.87亿人，离退休人员1.47亿人，抚养比为2.63:1，而这个数据在2010年还是3.16:1。

这些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社会心态或社会预期上看，网络上经常会流传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缴社保的声音，其焦虑就在于“自己日后退休时能不能拿到钱”。对类似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这类新形态就业者而言亦如此，相比未来的养老保障，眼前的现金收入才是最迫切的。

问题在于，“社保焦虑”如何缓解？刚性的法律规范与柔性的社会心态之间，是更为韧性的中间地带，无论地方政府还是诸多企业，都有各种不同尝试。

比如外卖骑手群体的社保试点推进，就是个很好的样本。骑手群体横跨城镇、城乡两套社保体系，且流动性强、跨省就业显著，如何解决社保福利问题较为棘手，但必要性很强。

近年来，外卖平台、相关部门和地方开展各种灵活探索。比如京东所实行的“全职骑手+五险一金”，保障力度强但门槛较高，目前覆盖15万人；美团推动的“参保补贴”模式，门槛低、覆盖范围更广，今年在全国推广普及后大约覆盖百万骑手。

以美团为例，在7月17日举办的“骑士节”上，美团宣布面向骑手全面升级四大保障，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社保，今年年底养老保险补贴将推广全国，预计覆盖超过百万骑手，骑手“工伤险”从7月1日起扩大范围至17个省市，由美团全额缴费。据《工人日报》报道，美团此前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城区试点为骑手补贴养老保险。据试点方案，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初步估算，站内约80％骑手可立即获得补贴资格。

客观来看，此前社会舆论对于骑手参保与外卖平台存在相应的误解。直至今年骑手社保创新逐渐落地，以及这场“全民社保大讨论”，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开始被认真审视。

但破除“社保焦虑”的关键，是要兼顾劳动者意愿和普惠性，尽可能扩大保障覆盖面，用创新制度为新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从这个角度看，“参保补贴”的方案不失为一个好试验。

此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新探索。比如，频频被媒体、自媒体提及的深圳，针对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推出补贴办法，不管是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还是灵活就业的个人，包括一些公益性岗位，都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同样受到高度关注的还有苏州，推出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险种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费补贴。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刊文分析，于个人而言，社保是“生存底线”，不是“可选附加项”；于企业而言，社保是“未来入场券”，不是“合规负担”；于国家而言，社保是“社会稳定器”，更是“消费催化剂”。“消除疑虑，除了凝聚共识、善加引导外，还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主动作为，让司法实践的执行力度足以消除现实顾虑。”

总之，与其纠结“能否少缴”“如何少缴”，不如专注“如何平衡好灵活性和规模性”。消除就业者，尤其是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焦虑”，注定任重道远，尚需各方积极作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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