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信心来自哪里

作者:杨成
2017.11.04

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当前的基本面貌依然主要是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产出。但形势比人强,中俄都在适应各自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新常态,也由此直接影响到了两国务实合作的议程设置。

喜欢吃北京烤鸭、饺子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10月31日至11月2日到访中国,与李克强总理共同主持了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就新时代的中俄关系务实合作问题达成一系列新协议。

除了梅德韦杰夫对十九大的赞美话语外,俄总统普京对习近平主席本人、十九大的高度评价,也被作为本轮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中判断中俄关系“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并“呈现更加积极态势”新定位的佐证。

中俄关系的特点恰恰在于其高度制度化的常态化对话与合作。换言之,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在苏联解体后始终保持着可持续发展,除了彼此面临的外部危机外,务实合作机制扮演的角色无疑至关重要。

从中俄1996年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设立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以来,双方已进行22次总理会晤,相关的分委员会、工作组等机制也逐渐形成了全面、复杂但颇有效率的对话和协调网络,中俄在经贸、能源、投资、人文、地区合作由此得以齐头并进。两国领导人对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信心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常态因素。

境外媒体和分析家对访问象征意义的关注高于对具体合作文本的分析本身,似乎预设了一种想象,即这两个大国的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的不对称性貌似正在不断扩大,而这种不匹配又往往被当作质疑中俄关系稳固度的最大挑战。

其实,主要大国在推进彼此间双边合作时,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甚至是相距甚远的合作水平本是常态。美欧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可以在全球和地区治理的战略层面上密切合作,但当下跨大西洋两岸恰恰因为气候变暖等具体议程产生了分歧。

可以肯定,中俄关系传说中所谓的“政热经冷”判断虽然形象生动,但这只是中俄关系的一个维度。

四年来,中俄在经贸领域永恒不变的议程是改善和优化经济贸易结构,但其具体路径也有动态调整,显示出了定期会晤机制的基本弹性。

一方面,中俄致力于通过共同编制注入航空航天领域中期规划纲要等发展型一体化的方式,带动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四年来被公报覆盖的大项目合作的逻辑都在于借此提高合作总体规模和质量,部分解决俄罗斯念兹在兹的不平等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在新的合作领域短期内难以迅速形成规模效应的情况下,双方共同选择能源等常规领域继续推进。定期会晤及其下设的各种分委会的频繁对话,也确保了双方可以不断调整合作的具体内容。

这种框架和相对灵活的弹性平行发展,可赋予彼此更好的调适空间。本次总理会晤首次突出了在支付系统、支付服务和保险领域的合作;而去年被写入联合公报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今年则不见踪影,有关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以及中俄双边的以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内容则被反复强调。

类似的,围绕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和滨海1号、滨海2号运输走廊项目的合作尽管反复出现,但其话语表述一直在微调。曾在2014年经两国总理共同确认的研究“中国(北京)-俄罗斯(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宏大构想,因其实施的难度较高和迫切性不足,似已退出双方合作的优先议程。

透过历次发布的联合公报,可看出,中俄在很多问题上尽管形成了合作共识,但各自的关切仍有不小差异。

以本轮会晤为例,海关合作的内容一共六条,中方明显更重视加强这一领域合作对两国贸易合作便利化的实质推动作用,而俄方更强调打击跨境走私、维护贸易环境,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商品的规模优势和跨境电商高速发展情况下俄利益可能受损的对冲逻辑。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俄在跨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其互联互通方面的互动过程。中俄最早在1995年就签署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界桥梁的协议直到20年后才予以正式启动,而2008年立项的同江-下列宁斯阔耶桥梁建设至今也没有完工,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决定继续商谈并尽快签署建设和运营东宁—波尔塔夫卡公路桥政府间协定。

凡此种种,都说明中俄双方相较于早先往往设立具体数字目标的高预期合作模式,正在变得日益务实,也更能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

问题在于,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尽管从理论上讲,有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沟通和对话的正面作用,在动态调整的合作中不断巩固彼此互信,但也要注意到制度累积效应的时间和空间限度。

尽管两国政府不断地调适合作内容,但俄罗斯特别看重、中方也适当迎合的改善和优化经贸合作结构的战略目标,一直未能如愿达成。尤其是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现代化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在中长期内只能维持低速增长的基本情境。中国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对资源需求中长期内有所下降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现实必然规制着中俄经贸投资合作的总体空间。

当下,中俄经贸领域并未形成高度相互依赖的合作链条,彼此始终不能建立起相互嵌入的经济合作结构。而且合作结构的生成并不取决于政治意愿,而更多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当前的基本面貌依然主要是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产出。但形势比人强,中俄都在适应各自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新常态,也由此直接影响到了两国务实合作的议程设置。

当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不再被过多从政治视角予以解读时,两国经济合作可能才会真的进入正常境界。从最近四年的联合公报看,中俄正在朝这一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向演进。(作者杨成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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