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思考大饥荒时,我们应当思考什么?

尽管我们在评论历史时,可以有多种角度和观点,但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无疑是这些评价的前提和底线。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6月17日晚,我应邀客串主持一个活动,开场前和某大学教授闲聊,谈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时,该教授竟然说,“当时要发展工业就只能剥夺农业,饿死几千万人没什么,现在不也有十三四亿了吗?历史上都是这样。”当时在场的,还有人大某教授,以及此次活动主办方的老板。此前,我与该教授并不相识,也未闻其名。后来查到,他1953年生于北京,曾正儿八经地获得国内和日本某大学的博士学位。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369页:“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 万。”。而这仅仅是大饥荒三年中一年减少的人口量。尽管三年大饥荒总计饿死多少人还有争论,但无论官方史书,还是民间研究,都将大饥荒确定为一场灾难。无论是杨继绳引用官方档案的研究,还是民间的口述史均显示,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吃死人尸体的恶性事件。

为此,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张向持的《圣殿》显示,仅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了100多万人。当农民想外出逃荒以求生时,地方政府动用民兵,把逃荒的人逼回去,让他们活活饿死。

正因大饥荒引发的后果如此严重,许多亲历者至今心有余悸,并视之为切肤之痛。我老家在湖北省云梦隔蒲镇,人口密度在全国最大。这里素为鱼米之乡,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为主。历史上,很少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我父亲生于1949年,他清楚地记得,因为饥饿,他拿起斧头要砍母亲,母亲围着屋子跑了三个圈,后来,父亲扔掉了斧子,母子俩抱头痛哭。时隔多年之后,他对孙子讲起时,仍然泪如泉涌。而村里一个叔叔则记得,当时他分到一小坨饭,被父亲一把抢了过去,三下两下吞到了肚子里。

中国历史上确实灾难不断,并屡有战乱、屠杀、天灾、人祸等导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例如,朝代鼎革之际的战争,明清换代时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张献忠祸蜀等等,确实会导致人口的急剧下降。此外,水灾、干旱、蝗虫等天灾,也会导致人口的大面积死亡。但是,在和平年代,而且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由于统治者的任性而引发如此巨大的死亡,这种案例却是历史上没有的。在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下,使用国家机器强制控制,不许农民逃荒乞讨以求生,在历史上更是闻所未闻。

这位教授生于北京,不消说,他因此成为户籍制度的受益者。大饥荒时,各省为了确保北京不饿死人,在当地饥荒蔓延的情况下,向北京抽调了大量粮食。例如,四川向北京和天津调派大量粮食,省委书记李井泉宣布地方粮票作废,导致四川饿死了近千万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当时可谓是饿殍遍野,整村整乡甚至整县都空无人烟。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这些道路方式中,以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仅有苏联和中国等极少数的国家。然而,苏联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远远少于中国。

一度视为罪恶渊薮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这种大饥荒的现象。印度的人口堪比中国,资源也并不比中国丰富,农民也比较贫穷。但印度却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这样的灾难。苏联阵营的捷克、东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这位教授以此为当时中国剥夺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辩护,显然既无事实为依据,在逻辑上也无法成立。

尽管我们在评论历史时,可以有多种角度和观点,例如,有人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有人从人性和个体的角度出发……但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无疑是这些评价的前提和底线。发生在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被纠正和反省。如此惨痛的代价,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反思,何况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

作者

张弘

张弘

凤凰网主笔

作者其他网评

下一篇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人变坏”了

“为老不尊”的归因不是一个简单的连连看,而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多重累加、相互联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