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改革要与反腐成效结合起来看

 文丨凤凰网主笔  陈芳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路径不同，此次社会体制层面改革则突出强调“促进共同富裕”。这无疑意味着改革难度的增加。

全面深化改革3年多以来，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改革进展缓慢、缺乏诸如小岗村农村土地改革和恢复高考制度等标志性改革。今天的改革能从过去近40年改革进程中借鉴哪些经验？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下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通过改革破解诸如高房价、上学难、交通堵等社会痛点？凤凰网《政对面》对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迟福林提出，要把改革与反腐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结合起来看，反腐取得胜利就表明打掉了影响改革的利益集团，没有反腐，改革成果很难做到全社会共享，很难打破利益关系藩篱。

如何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争论动摇社会对改革的信心？对此，迟福林告诉《政对面》，今天指导改革的就是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只是尚未形成大家的自觉认识，使得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的、所谓左和右的东西有些时候就占了上风。他强调，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从效果出发，从满足公众需求出发，而不是被一些脱离实际的、个人教条的东西束缚。

如何通过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富目标？迟福林认为，一方面要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方面要通过税收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物权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随着改革越来越复杂，利益关系越来越分化，某些方面的共识不是增多了，而是有所减少”，迟福林对此不无担忧。他呼吁，全社会要凝聚改革共识，在顶层设计下要建立更宽松的改革环境。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迟福林实录精编：

谈改革要与反腐成效结合起来看

政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3年多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改革进展缓慢、缺乏改革亮点和标志性改革、一些关键改革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立意相比推进缓慢。在您看来，改革进展缓慢的阻力来自哪里？

迟福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对大家来讲是很大的鼓舞。我记得当时正在云南调研，看到公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等提法，感到很振奋。改革近四十年了，国家往哪里走，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都予以明确。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三中全会到现在，很多改革有进展，但与预期还有差距。为什么？

第一，现在要改的事情比当初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今天提到市场开放，仍有很多人有不同看法；再比如国企改革，怎么处理国有企业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到了这个时期的改革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是相互联系的。关于政府的作用，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又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的首要问题，还是社会体制改革中关键的一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结构不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处理不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怎么进行？现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次改革触及的利益关系是全面性的、深刻性的。三中全会后，哪一块力度最大？反腐。一定把改革和反腐结合起来看。前年和一个企业家聊天，他讲未来五年的打算，前提是中央继续加大反腐力度或保持当前的反腐力度，就能在国内做起来，否则就很担心。很多人讲改革不尽如人意，但这个时候看改革，还要看反腐，因为反腐取得了胜利就表明打掉了影响改革的利益集团，是破了一个大口子，企业家反应很敏感。如果任由腐败蔓延，很多改革推不好，固化利益关系可能会更严重。因此，今天谈改革，一定要把反腐败取得的阶段性重大成果结合起来看。

政对面：您刚才谈到改革和反腐，突然就想到《人民的名义》里的赵家公子，他们是在阻碍改革的，打掉之后很多改革推进就顺利了。

迟福林：我看《人民的名义》深有感触。这里面可以看到：腐败环境下的改革是扭曲的，社会反响并不好；很多改革成果不是全社会共享，而是被小部分人所享受。改革成果如果被少数人夺取，这样的改革最后老百姓能欢迎吗？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高压反腐，很多好的改革想法也很难取得好的改革效果；没有反腐，很难打破利益关系藩篱。因此评价今天的改革，要看反腐结果和改革成果的相互促进。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政对面：对现在的改革有一个形象说法：“上层踩油门，中层放空档，下层踩刹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都是下面的问题？

迟福林：我想问题可能还要从上层找，为什么中下层是这样子？现实环境，很多人不干事不作为，宁肯不做事也不犯错。我们的激励机制还不够，根本原因是部门职能转变没有真正到位，好像上面思路明确了，但下面的制度、规矩、权力结构调整没到位，政府职能转变还需要实质性的突破。

政对面：怎么去突破？

迟福林：现在很多制度化建设没有跟上，怎么制度化？公开化是大前提，公开才会受到监督，才会受到制约。其次，制度定了，触碰到制度红线就要受到惩罚。

政府应由审批型向监管型转变

政对面：十八大以来，一项突出改革是通过简政放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大政府小市场和小政府大市场，咱们这一直都是大政府的概念。

迟福林：当前有一些争论，存不存在小政府。但是有一点，政府再大，也大不过市场，大不过社会。由此，在发挥市场功能、扩大市场功能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简政放权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我认为政府转型和简政放权到了一个拐点，数量上能放得差不多了，现在必须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即审批型的政府应该向监管型的政府转变，最根本的要有和职能转变相适应的权力结构调整。

比如，很多审批名义上没有了，但是很多标准要由行业组织来制定，这些行业组织基本都是半政府的、行政化的，怎么使行业组织定出的标准体现全社会利益、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社会发育就要跟上，行业组织必须变成真正的行业组织，受法律保护和约束的行业组织。

再比如金融监管，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审批和监管不分，毫无疑问，会把很多的精力自觉不自觉放到审批上，不可能把更多精力放到监管上。金融综合监管机构要不要建立？怎么建立？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解决金融监管和审批不分的问题，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再比如鼓吹的很多经营杠杆率，光靠证监会能解决吗？很多很多问题涉及到政府职能根本性的转变。

因此，政府在放权的前提下，应该由以审批为主向监管为主转变，权力结构一定要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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