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会日趋开放

在十九大报告中，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列为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以金融风险为主要防范对象。面对金融乱象和发展难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该如何解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能带来哪些新气象？对于新兴业态，政府如何把握好创业与稳定间的平衡？凤凰网《政对面》第11期继续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黄益平实录精编（三）：

政对面：在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大趋势下，有什么样具体指标去衡量中国经济的质量到底是有没有提升？中国的高债务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黄益平：我认为中国的高杠杆率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风险，这个毫无疑问。但一定要把它下调到多少？这个问题值得讨论。稳定到多少是可持续的，这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避免对高杠杆率做机械化的对比。

美国有两位经济学家写了本名为《这一次不一样》的著作，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只要钱借多了，最后都容易出问题，这结论似乎是一般性通用的。今天我们看中国高杠杆率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就是总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太高了，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具体的因素。

中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任何一笔金融交易最后都通过贷款的方式实现，那我们的杠杆率就比较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杠杆率比较高当中，还有一个掩盖的现象就是，企业部门内部也是分化的，国企的杠杆率上升，民企的杠杆率下降。

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效果，因为民企的效果高，国企的效果比较低。但是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许在短期内不是那么突出，因为国企基本上是由国家持股控股，国家信用有一定支持。所以我一般不太认为，企业杠杆率的问题会在短期内引发所谓的“明斯基时刻”。“明斯基时刻”就是指投资者忽然丧失信心了，我觉得我们的情况不完全如此。我并不是说，国企的问题不重要，恰恰认为国企高杠杆率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为它的杠杆率越来越高，民企的杠杆率越来越低，意味着总体杠杆的效率在下降。

我们杠杆率很高，有风险，需要非常紧迫地去关注和处置，但也并不是说马上就会面临崩盘的风险，我担心的是债务的效率越来越低，最后就变成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比较极端负面的例子，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政对面：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的开放措施。在金融领域，中方也列出了时间表，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金融开放的时间？

黄益平：中国从进入WTO以来，一直在开放金融体系，但是与我们的预期还有一定差距。全球危机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过去两年，中国金融开放更是在加速推进。在“金融40人论坛”里，有一个金山报告项目，2017年的年度报告，做的就是稳健积极地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具体的政策已经出台，总体方向是明确的。

政对面：以中国的金融领域为例看中国的开放策略，我的理解是分两步走，先开放金融服务，再去慢慢地放开资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还会沿用这种路径？

黄益平：我觉得大致还是这样一个策略，未来的金融体系会日趋开放，无论是金融服务业还是资本市场。但全球危机以来，我们有一个新的共识，就是金融体系太开放，不见得是最好的。短期的、大量的资本的进出，很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所以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采取适当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控。现在看我们的金融开放策略，总的方向上是变得越来越开放，但要坚持对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很多新兴市场的国家金融危机，都是从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开始的。一个国家通常会找一个宏观环境较好的时候资本项目。所谓的宏观环境比较好，就是增长比较强劲，通胀比较低，财政比较平衡，包括国际收支条件比较好。

环境好的时候开放，会吸引很多的资本流入。但是钱进来了，总有一天要出去，而且在经济环境越来越好，尤其是钱进来，货币升值，国内资产市场升值，增长加速的时候，会鼓励更多的钱进来。很快会迎来一个拐点，如果对应不好，很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开放是必要的，对于一些短期资本的流动，要有适当的限制措施，或者说要有一些宏观审慎监管的应对办法。

政对面：我们在去年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重在解决原来金融监管中的哪些问题？如何平衡强化监管和市场导向两项原则？

黄益平：过去是“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框架已经不太适应金融事实，金融的事实就是交叉业务和混业经营已经变得比较普遍，延伸出的很多事物没有在正规体系当中的，比如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这样的话，整个监管就出现了很多的漏洞，重复监管、监管空白、政策缺乏协调……我觉得这是近几年金融风险普遍上升，而且风险在不同部门之间游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政策给协调起来，这个协调包括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政策的协调等方面。

以前谁发牌照谁监管的做法，现在已经不太适应了，所以要转向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但这在具体的做法上，其实有很多调整。特别是我们过去监管部门，一手管监管，一手管发展。

政对面：又要促增长，然后又要防风险，大家觉得这里面存在着矛盾的地方。

黄益平：是这样，一方面要控制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还要帮助稳增长，这个时候重点放在哪儿是很难的。所以我一直建议，把行业发展的责任从监管部门的功能当中给分离出来。我们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其实还是肩负这两个功能，但能够协调发改委、财政部，可以做更多的支持增长发展的工作，监管部门就老老实实地掌控金融风险，支持金融稳定，我觉得就不错了。

政对面：过去的一些监管政策只是让一些金融产品变得更复杂，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今后我们如何脱离“一放即乱，一乱就收”的循环？

黄益平：就是因为没有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过去更多的还是靠政府的作用。例如债券市场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这个市场其实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我们今天有企业债、公司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工具，其实是一个相对分割的。当然，分割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有分割才能相互竞争，这个市场慢慢做起来了。现实是，老百姓能够投资的地方，其实还是比较少。包括有一些市场的利率定价，政府干预还是比较多，所以最后变成一个不是特别适合投资者做中长期投资的市场。

最早我们资本市场发展，比如说债券市场，国库券发展，它最初的动机不是培养一个资本市场的具体形式，也不是为了给投资者寻找一个好的投资的渠道，而是为了帮助政府筹集资金。所以它最初的动机就和我们现在的发展是有差异的。

从大的掌控金融风险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办法，系统性办法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整个经济有一个好的策略。金融风险为什么这么大？第一个就是政府兜底，政府兜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没钱，怎么办？发了很多的货币。所以经济好的时候多发货币，经济不好的时候也要多发货币，要稳增长、稳经济，最后的结果就是钱很多，能投的钱很少。今天的很多金融风险、资产泡沫，都是跟我们过去几十年执行的政府兜底政策是有关系的。

第二是我们有很多僵尸企业不能退出。老百姓投资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是不是有人兜底？刚性兑付。实际上刚性兑付在短期内是支持了金融稳定，但它在中长期里推动了道德风险，就是谁也不关注到底有没有风险，觉得这都是政府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只要看回报比较高，我就买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回不来了就到市政府去示威，这种行为其实最终是加剧了我们的金融风险。所以我们要从系统的角度，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处置金融风险。

另外，支持金融稳定和控制金融风险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监管部门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转变，第一是专业化，第二是相对独立，第三个是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