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掀起了全球化研究浪潮。时隔12年，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新的视角分析和预测全球化、科技创新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2017年6月2日，全球化智库(CCG)特邀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全球化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CCG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演讲。
世界正在被三种力量所重塑：市场，自然界，摩尔定律
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三股主要力量正重塑着这个世界：市场，自然界，以及摩尔定律。
市场是指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而且近年来是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等现状。摩尔定律由1965年被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所提出，他认为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速度和性能每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虽然长期以来反对声不断，摩尔定律延续了52年从未中断。这三大力量相互作用，重塑着这个世界：摩尔定律推动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全球化越深入，气候变化的速度越快，进而催生了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
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7年起，你的电脑基本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中央处理器（CPU）,内存芯片，网络系统，软件，以及装配有摄像头的传感器。我在书中所述的是，这五个部分在2007年融合到一起演变成为了所谓的“云”。但是“云”这个字眼在我的书中不曾出现，因为它听上去太轻柔，太温顺，太松软了，不禁让人联想到琼妮·米切尔的歌曲《真爱至上》：“我从两面看云，从上到下不断的以某种方式。”但是“云”可是一颗超新星，是自然界最强劲的力量。我认为，2007年的科学进步直接引发了男人、女人、机器至上的“能量大爆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骤然间改变了四种力量。
1．人的力量。我的天哪，如今，一个人作为创造者或者损坏者所能达成的事情不可想象。我们美国的总统，穿着睡裤直接给全球几十亿人发送推特，不需要经过编辑、律师、或过滤器的审核。这可挺骇人听闻的。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人的力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机器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有，一部机器竟能拥有五种感官。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上，非人类机器选手Watson在与两名人类脑力高手的角逐中获胜。超级机器人战胜了人脑，这是前所未闻的。
3．思想的力量。思想现在以人类从未见过的方式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六年前，奥巴马总统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如今，奥巴马承认，婚姻是两位相爱之人间的事。
4．整体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给环境带去的影响尤为深远。“整体”的力量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以人类命名的地质时期—人类纪。
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工作环境，政治体系, 文化伦理，地缘政治, 以及社会团体。
工作环境。人类社会已经很难适应科学发展的速度. 当前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即是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改善人类的学习速度，以及治理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速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公司雇员需具备十项技能，并将旗下10万名雇员的信息录入公司内部的领英（LinkedIn）系统。AT&T公司通过与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创建了一套“指南化学位”的菜单，为旗下未能具备十项技能的雇员提供线上课程。AT&T公司据此传递给旗下员工的理念非常简单：任何想成为该公司终身雇员的员工，必须秉承终身学习的理念。世界正在高速地发展变化，大学的四年教育已远不足以令你受用终生。
政治体系。人类当下正面临着三种“气候变化”：一是自然气候本身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状态正从相互依存过渡到在依存中独立；三是科技环境的改变。面对种种的“气候变化”，人类不仅需做好预防措施，还需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来适应改变。西方国家的党派近些年来呈“滑铁卢”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响应罗斯福新政、工业革命、种族及性别平权等社会经济问题而成立的。然而，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当市场、自然界和“摩尔定律”这三种力量正重塑世界时，各党派面临的问题是应如何具备前瞻性及适应力。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的一方。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得以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是如此：由于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人文伦理。放眼2060年，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们有51%的人生时间会在互联网空间中度过。如今，人们通过网络寻求配偶、购置房屋、获取新闻、订阅图书等等。在互联网的空间中，人们相互联系，却无人负责管理。1945年，我们进入“后广岛”时代， 一个国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物种。如今，我们跨越至一个新时代：一个人可毁灭整个人类物种，但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也可治愈一切。对于身处在时代交叉口的人类来说，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团体是21世纪理想化的管理机制形式。
弗里德曼演讲结束后，与现场专家与听众做了交流，以下为答问环节：
1.人工智能将会给金融产业带来怎样的改变？
弗里德曼：2016年，PayPal公司共发放价值3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对于小规模的企业公司来说，它们无需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便可获得融资。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将借贷过程私人化、最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电梯工程师不解：这电梯看起来完好无损，你为啥要修它？
人工智能笑了：大数据知道这电梯36天后就会损坏，我可得在这电梯失能前把它检查好。
2．特朗普总统是如何当选的？全球化是否给人类带来了负面影响？
弗里德曼：倘若你是一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年龄在50到70岁这个区间的北人男性，那你可得仔细琢磨下如何才能在大选中落败。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愈加完善，社会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住房抵押、Visa信用卡的使用，令人们相信中等技能的工作是高薪工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
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HIV程度持平。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经过了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全新的多元机构而繁荣壮大。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克林顿总统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3．如何看待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将取代传统工作岗位的恐惧？
弗里德曼：人工智能取代了多少传统的工作岗位，它就会创造出多少新型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顾虑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闭关锁门，最佳的就是全方位地敞开大门。成为高智商的冒险者吧，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4．文化在全球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弗里德曼：文化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现在拥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比如德国、中国，以及美国。我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规范的职业操守及文化核心的国家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发展的越快，“黄金规则·”这样的“旧条理”就变得愈加重要。
5．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我们应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
弗里德曼：美国现在所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所面对的真正的反对党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会已经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美国的若干城市似乎都在呼喊着，“我们不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我们将会为所欲为地在各自的城市内做事情。”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气候协议》’。然而，就算是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对此也不会呈接纳态度。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利福尼亚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感到束手无策。
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实感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决定前咨询了身边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们。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但是我相信市场与社会的能力。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取而代之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使得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失之交臂。
主讲嘉宾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也是专栏及书籍作者，曾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弗里德曼以倡导全球化、巴以和平、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而备受瞩目，早在1992年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基本读物，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近期撰写的其他书籍包括《谢谢你迟到了》、《世界又热又平又挤》、《911后世界的探索》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
弗里德曼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于牛津大学获中东政治硕士学位。他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期间报道1982年黎巴嫩战争，并从1984年至1988年任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负责人。他从1994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国际事务和经济专栏文章。
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2005年，一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掀起了全球化研究浪潮。时隔12年，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新的视角分析和预测全球化、科技创新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2017年6月2日，全球化智库(CCG)特邀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全球化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CCG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演讲。
世界正在被三种力量所重塑：市场，自然界，摩尔定律
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三股主要力量正重塑着这个世界：市场，自然界，以及摩尔定律。
市场是指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而且近年来是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等现状。摩尔定律由1965年被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所提出，他认为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速度和性能每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虽然长期以来反对声不断，摩尔定律延续了52年从未中断。这三大力量相互作用，重塑着这个世界：摩尔定律推动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全球化越深入，气候变化的速度越快，进而催生了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
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2007年起，你的电脑基本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中央处理器（CPU）,内存芯片，网络系统，软件，以及装配有摄像头的传感器。我在书中所述的是，这五个部分在2007年融合到一起演变成为了所谓的“云”。但是“云”这个字眼在我的书中不曾出现，因为它听上去太轻柔，太温顺，太松软了，不禁让人联想到琼妮·米切尔的歌曲《真爱至上》：“我从两面看云，从上到下不断的以某种方式。”但是“云”可是一颗超新星，是自然界最强劲的力量。我认为，2007年的科学进步直接引发了男人、女人、机器至上的“能量大爆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骤然间改变了四种力量。
1．人的力量。我的天哪，如今，一个人作为创造者或者损坏者所能达成的事情不可想象。我们美国的总统，穿着睡裤直接给全球几十亿人发送推特，不需要经过编辑、律师、或过滤器的审核。这可挺骇人听闻的。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人的力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机器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有，一部机器竟能拥有五种感官。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上，非人类机器选手Watson在与两名人类脑力高手的角逐中获胜。超级机器人战胜了人脑，这是前所未闻的。
3．思想的力量。思想现在以人类从未见过的方式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六年前，奥巴马总统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如今，奥巴马承认，婚姻是两位相爱之人间的事。
4．整体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给环境带去的影响尤为深远。“整体”的力量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以人类命名的地质时期—人类纪。
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五大领域将被重塑: 工作环境，政治体系, 文化伦理，地缘政治, 以及社会团体。
工作环境。人类社会已经很难适应科学发展的速度. 当前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即是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改善人类的学习速度，以及治理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速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公司雇员需具备十项技能，并将旗下10万名雇员的信息录入公司内部的领英（LinkedIn）系统。AT&T公司通过与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创建了一套“指南化学位”的菜单，为旗下未能具备十项技能的雇员提供线上课程。AT&T公司据此传递给旗下员工的理念非常简单：任何想成为该公司终身雇员的员工，必须秉承终身学习的理念。世界正在高速地发展变化，大学的四年教育已远不足以令你受用终生。
政治体系。人类当下正面临着三种“气候变化”：一是自然气候本身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状态正从相互依存过渡到在依存中独立；三是科技环境的改变。面对种种的“气候变化”，人类不仅需做好预防措施，还需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来适应改变。西方国家的党派近些年来呈“滑铁卢”趋势，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响应罗斯福新政、工业革命、种族及性别平权等社会经济问题而成立的。然而，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当市场、自然界和“摩尔定律”这三种力量正重塑世界时，各党派面临的问题是应如何具备前瞻性及适应力。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的一方。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得以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是如此：由于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人文伦理。放眼2060年，在发达国家和中国，人们有51%的人生时间会在互联网空间中度过。如今，人们通过网络寻求配偶、购置房屋、获取新闻、订阅图书等等。在互联网的空间中，人们相互联系，却无人负责管理。1945年，我们进入“后广岛”时代， 一个国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物种。如今，我们跨越至一个新时代：一个人可毁灭整个人类物种，但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也可治愈一切。对于身处在时代交叉口的人类来说，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团体是21世纪理想化的管理机制形式。
弗里德曼演讲结束后，与现场专家与听众做了交流，以下为答问环节：
1.人工智能将会给金融产业带来怎样的改变？
弗里德曼：2016年，PayPal公司共发放价值3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对于小规模的企业公司来说，它们无需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便可获得融资。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将借贷过程私人化、最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电梯工程师不解：这电梯看起来完好无损，你为啥要修它？
人工智能笑了：大数据知道这电梯36天后就会损坏，我可得在这电梯失能前把它检查好。
2．特朗普总统是如何当选的？全球化是否给人类带来了负面影响？
弗里德曼：倘若你是一位居住在明尼苏达州、年龄在50到70岁这个区间的北人男性，那你可得仔细琢磨下如何才能在大选中落败。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愈加完善，社会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住房抵押、Visa信用卡的使用，令人们相信中等技能的工作是高薪工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
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HIV程度持平。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经过了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全新的多元机构而繁荣壮大。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克林顿总统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3．如何看待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将取代传统工作岗位的恐惧？
弗里德曼：人工智能取代了多少传统的工作岗位，它就会创造出多少新型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顾虑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闭关锁门，最佳的就是全方位地敞开大门。成为高智商的冒险者吧，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4．文化在全球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弗里德曼：文化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现在拥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比如德国、中国，以及美国。我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规范的职业操守及文化核心的国家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发展的越快，“黄金规则·”这样的“旧条理”就变得愈加重要。
5．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我们应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挑战？
弗里德曼：美国现在所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所面对的真正的反对党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会已经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美国的若干城市似乎都在呼喊着，“我们不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我们将会为所欲为地在各自的城市内做事情。”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气候协议》’。然而，就算是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对此也不会呈接纳态度。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利福尼亚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感到束手无策。
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实感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决定前咨询了身边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们。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的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但是我相信市场与社会的能力。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取而代之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使得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失之交臂。
主讲嘉宾简介：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也是专栏及书籍作者，曾三次获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新闻奖。弗里德曼以倡导全球化、巴以和平、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而备受瞩目，早在1992年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其著作《世界是平的》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基本读物，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他近期撰写的其他书籍包括《谢谢你迟到了》、《世界又热又平又挤》、《911后世界的探索》及《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
弗里德曼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于牛津大学获中东政治硕士学位。他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期间报道1982年黎巴嫩战争，并从1984年至1988年任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负责人。他从1994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国际事务和经济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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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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